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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鋪前的林阿公在當地小有名氣，他已經八十高齡，在城里工作的三個兒子時不時“孝敬”些錢物，加上他天生的理財頭腦，現在手頭上積蓄有幾十萬元。

　　林阿公盡可能地把這些積蓄用在周邊鄉親們的“友情借貸”上，每個月隨隨便便可獲幾千元利息。林阿公將他的“貸款”行為歸納了幾條“原則”：沒有勞動能力的不貸，家庭比較富有的不貸；開小店的貸，買汽車不貸；1萬元以上不貸，1000元以下不貸……林阿公解釋，像家庭里有吸毒、賭博成員的不可能獲得他的借貸支持；那些跟他家境差不多的，借錢時無所謂，還款時也不積極，所以不貸；開小雜貨鋪的風險低，倘若經營不善還有貨物抵押；而買汽車跑運輸，大多數還沒有購買保險的意識，一旦翻車，要錢沒有要命一條；1萬以上風險高，1000以下不劃算……在這些“原則”指導下，林阿公對周邊幾個村各家各戶的情況了如指掌。

　　像林阿公這樣的人如果在孟加拉，他或許會成為格萊珉銀行的小組長，但在海南，他或許會被歸入到放高利貸者的行列。

　　8月13日下午，針對海南農信社如何學習格萊珉銀行，由海南省政府組織各部門進行了專門會議。在會上，海南省負責金融的領導人表示，至少在以下兩方面，限于中國金融的相關制度，海南農信社在學習格萊珉銀行中存在政策瓶頸，無法簡單復制。

　　首先，格萊珉銀行以群眾自治為主，以小組自我管理為主，專職工作人員相對較少，運營成本較低，所以它雖是一個有著上億人口的國家的全國性銀行，但只有16000名員工，這些員工與大多數借款人一樣，也是銀行的股東，而且銀行的董事會成員中有九名女性董事是由銀行成員直接選舉而來。

　　而海南農信社雖然業務范圍僅限于只有700萬人口的海南一省，但目前員工已經超過五千人，如果完全按照格萊珉銀行模式，人力成本便無法解決。但同時，我國農村信用社目前已與50年前成立時的農民合作性質相去甚遠。此前被稱為中國版“窮人銀行”的四川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便曾被有關部門調查是否有非法集資之嫌。

　　其次，我國銀行不允許混業經營，這也使得海南農信社在資金充足上無法得到格萊珉銀行那樣的空間。

　　“我們現在只能邊學格萊珉銀行，邊找自己的最佳途徑，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金融創新的過程，我們最終的成功還是得依靠社會主義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最終成功，如果農民連幾千元都還不上的話，那誰也不能說中國新農村建設成功了。”吳偉雄介紹，海南農信社也將在白沙等地試點，在格萊珉銀行專家的指導，嘗試新型農信社合作制，將農民真正地由借款人變成農信社的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