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第一，最后確定的價格沒有背離價值，我可以嚴肅地說，價格略高于價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條件，這些條件是要加錢的。整體來說，價格是符合價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盡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夠更有利我們，但是商業談判中無法貫徹某一方100%的意志。”

　　□本報記者 馬斌

　　多事之秋。

　　董事長更迭和“凱雷門”雙重旋渦，將太保推到了最前臺。

　　沉寂了近一周后，太保壽險董事長、總經理金文洪終于接受上海

　　駁斥神秘報告

　　“我對今天所說的事實和數據負全部法律責任。”金文洪說。

　　一個月前，金文洪被正式任命為太保壽險的董事長，取代原先兼任壽險董事長的太平洋保險集團前董事長王國良。而在太保壽險六年增資擴股、吸引外資入股的事件中，金文洪不僅是重要當事人全程參與了整個過程，更是中方談判小組的負責人。

　　對于“凱雷門”事件，金文洪指出，既然出于著名投行之手，其專業性理應毋容置疑。“我沒有看過，也很想看這份報告。”

　　記者了解到，所謂著名投行的報告其撰寫日期大約在2005年8月20日左右，恰是太保凱雷交易懸而未決之時，“既然是一家著名的投行，評估方法應該不會錯。”

　　但是，金文洪旋即指出，有關壽險公司的估值至少有三種方法：市凈率、市盈率和內涵價值。而要完成全部評估過程，至少需要具備以下要件：對所有的真實經營情況、數據全面掌握要有充分的依據；經過審慎性調查；要采用科學的參數。

　　“比如市凈率和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是要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而不是一廂情愿的。”金文洪說。

　　而在測算壽險公司的內涵價值時，投資回報率、貼現率以及對未來業務發展的預期，都是影響估算結果至關重要的因素。

　　“如果對公司數據掌握的不全面，或者未對公司作審慎性調查，參數不一樣，會導致很大差異。”金文洪指出，更重要的是，“這家投行可能根本未對太保壽險公司進行過審慎性調查。”

　　金文洪稱，自己先后看過9份投行所作的有關太保壽險的價值評估報告，但是報告的結果大相徑庭。“這些報告差異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投行，它的目的不一樣，差異會更大。有些投行想到我們公司做生意，就先把公司報告得很好，可以提供10期的報告，也可以提供20期的報告，說你請我來給你當顧問。”

　　“我們見過這樣的投行，但是到最后它沒有給我們介紹一個有意向的合作人，沒有一個合作人可以接受這樣的評估。”金文洪稱。導致估值結果差異的原因不僅僅在于數據的掌握、參數的設置以及了解情況的多少，更重要的還有“目的的差異”。

　　利差損之患

　　不過，僅僅這樣的解釋，意味著太保壽險是否被低估仍舊是一樁懸案。

　　對此，金文洪稱，壽險公司的價值評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考慮凈資產、每張保單的現有業務價值，以及未來業務價值。此外，還需要考慮壽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和現金流情況。

　　“壽險是長期業務，與短期業務有很大差異，業務價值需要在五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體現出來，但是由于對壽險經營規律不了解，五年前種下的可能不是蘋果，而是一個越來越大的毒瘤。”對于發生于高利率時期的利差損問題，金文洪這樣比喻。

　　他透露，出于利差損的考慮，當時在評估太保壽險的時候，將業務以1999年6月為界，分成兩塊：1999年前的老業務，也就高利率時期的保單，“很多產品根本沒有經過精算、沒有經過批準就上市了，有的業務的責任期長達20年、30年甚至是50年。”

　　這樣的業務在當時高利率的環境下尚且可以尋找到短期的匹配資產，但是未來巨大的收益率缺口至今無法覆蓋。

　　對于當時高利率保單給壽險公司帶來的后患，他舉例稱，當時某壽險公司有一個產品，按不同年齡其回報率不同在16%-18%之間，銷售了100萬元，由于最長的責任期可能長達80年，最后兌付的責任額達到16億人民幣！

　　“這100萬的業務，在2005年底需要提取的準備金是2.5億元，”他說，“往后幾年需要提取的可能更高！”

　　對于太保壽險的利差損情況，金文洪沒有直接透露，卻引用了中國人壽公開發行上市時公告的數據。

　　“在未剝離1999年以前的老保單時，中國人壽整體的凈資產是-1700億元，而在剝離后，中國人壽凈資產是300億元。”金文洪指出，“換言之，剝離掉的損失有接近2100億元！”

　　他透露，太保當時的老業務量大約是中國人壽的9%-10%，“按比例折算，意味著太保壽險的利差損是多少？”

　　“不考慮老業務造成的利差損，單純考慮新業務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家投資銀行的估值是有問題的！”

　　揭密入股及價格產生過程：沒有人比凱雷出價更高

　　“不了解長期壽險經營的經驗，這樣做下去肯定完蛋。”金文洪說，在嘗到利差損的苦果后，就想到一定要找一家有技術、有經驗的國際保險公司合作。

　　他表示，引資所想要解決的有兩大問題，一是財務，一是技術。而增資擴股、吸引外資的工作就是從1999年開始起步的。

　　“當我們財務遇到困難，償還能力遇到困難的時候，沒有一家公司愿意幫我們承擔，因為我們是一家賬面上到2005年虧損的公司，中國企業的經驗是它沒有辦法判斷是對壽險公司(能否)追加投資。”金文洪稱，即使是太保集團，在完成私募后也不敢投太保壽險一分錢。

　　由于償付能力嚴重不足，2004年-2005年間保監會兩次給太保壽險下發預警通知，“限制機構、限制業務，造成大規模業務的萎縮，如果萎縮到最后，就是現金流斷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償付能力危機逼近，引資顯然更加迫切。

　　金文洪透露，在引資的6年中，太保壽險先后同18家機構進行過引進外資商談，并同美國安泰、澳大利亞AMP、荷蘭ING、美國花旗、美國保德信、美國凱雷、國泰人壽、美國AIG等8家進入了深入的合作洽談，“簽訂了保密協議、提出合作的初步意向，雙方遞交公司經營情況報告。”金文洪說，“我們把精算報告、財務報告，都給他們了。”

　　“深入談下來，大概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以花旗為代表的，要太保壽險把老業務全部拿掉，剩下的什么價錢都可以；第二種，就是ING，要求分期付款，10年每年支付4000萬到5000萬美金，并且中途隨時可以中止合作；第三種就是AMP和凱雷。”

　　他透露，AMP是在2001年談的，當時的評估價值是4億美金。5年以后，凱雷入股時候的估值還是4億美元。

　　對于所謂“消失的五年”，他解釋稱，太保壽險同AMP洽談時，設定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為6%~6.5%，而在凱雷入股的時候，則參照平安和中國人壽上市時的假設，設定為4.4%-4.5%，“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表示，AMP入股之所以沒有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對方并不接受4億美元的估值，“(這樣的估值)作為參考是可以的，但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定價。”

　　他透露，對于凱雷的入股，98%的集團股東同意、壽險公司股東100%同意，最后成交價是每股6.6元。

　　他認為，這樣的結果說明，“第一，最后確定的價格沒有背離價值，我可以嚴肅地說，價格略高于價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條件，這些條件是要加錢的。整體來說，價格是符合價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盡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夠更有利我們，但是商業談判中無法貫徹某一方100%的意志。”

　　他透露，2006年上半年，太保壽險已經實現7.35億元賬面利潤。

　　“入股太保，凱雷肯定會賺很多錢，但是太保更賺錢。”金文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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