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會晤時，雙方宣布中美將建立四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這意味著，奧巴馬執政時期每年一次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經畫上句號，取而代之的將是上述新的中美對話框架。

“對話”始末

中美之間建立定期高層對話機制的嘗試，從小布什執政時期開始。

對話是一種相對自由的國家間政府高層磋商方式，相對于協定或條約，對話的結果沒有很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在中美兩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要數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它的緣起，要上溯到2006年9月亨利·保爾森首次以美國財長身份訪華時。

保爾森是近幾屆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里有名的中國通，曾在華爾街工作，擔任財長前就到訪中國70多次。2006年9月，在出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的財政部長兩個月之后，保爾森就來到北京，這次訪問的成果之一是啟動了雙邊高層對話機制：每年兩次進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不過，彼時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還不是后來人們熟知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雖然兩者僅一個字之差。

當時建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大背景，可以聯系到2005年3月和11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和總統布什的陸續訪華，以及賴斯訪問后兩國宣布要建立定期高層對話機制，就全面的政治和經濟議題舉行對話。這一年8月，中美舉行了定期高層對話的第一次，中方稱為“中美戰略對話”，該對話持續到了2008年。

從2005年5月登載于官方媒體的一名中國外交部官員的文章里，能看出當時中美兩國間對話機制的狀況：“雖然中美目前在經貿、科技和軍事領域都有定期會晤磋商的機制，也有兩國副外長級的戰略穩定和安全磋商機制，但此次定期高層對話機制的建立，將填補中美定期政治對話的空白，使中美關系特別是雙邊政治關系不再停留在原來的‘危機處理或應對’的模式上。”

2006年保爾森訪華，兩國宣布正式啟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后，從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一共舉行了五次戰略經濟對話。在這期間，美方代表一直是保爾森，中方代表一開始是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吳儀卸任后是副總理王岐山，兩人都主管外經貿工作。從雙方代表的級別來看，相比前面提到的中美戰略對話，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層級明顯更高。

保爾森曾表示：“作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創始人之一，我對這一對話思考良多。它很重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它幫助兩國制定自己的首要任務提供了一個論壇，幫助在兩國廣泛的官員群體中建立相互信任。這一論壇有助于解決具體問題。”

到了2009年，奧巴馬接替小布什成為美國總統，這一年4月，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奧巴馬在倫敦參加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期間的首次會晤上，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

新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代了原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戰略對話”，從2009年到2016年，共舉辦了8輪。

新瓶和舊酒

從名稱上看，原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主詞是“經濟”，也就是說它針對的是經濟相關問題，歷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主題的確未超過經濟范圍。

雖然只是對話，在2008年之前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往往也會取得一些更實質性的成果，達成過不少協議甚至合同。通過這一平臺，保爾森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金融開放方面的政策，起到了一定影響。

而2005-2008年間主要針對國際與地區政治問題的“中美戰略對話”則很少出現具體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1月的第五次對話中，首次有軍方代表出席。

2009年開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則分為兩塊：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戰略對話中，美方代表是國務卿，中方是分管外交的國務委員，經濟對話中，美方代表是財政部長，中國是分管經濟的副總理。每次對話過后，對話聯合成果會被發布，一份是《戰略對話聯合成果情況說明》，一份是《經濟對話聯合成果情況說明》。

近年里戰略對話涉及了高層交往、兩軍關系、地區安全、網絡安全、反腐敗合作、執法合作、氣候變化、能源合作等廣泛主題；經濟對話緊跟全球和兩國經濟發展趨勢，磋商范圍包括了經濟政策、貿易和投資、全球合作、金融穩定等各個方面。

2009年11月，中美建交30年之際，兩國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其中表述了兩國高層對話的基本框架：“雙方高度評價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要作用，認為對話為兩國增進理解、擴大共識、減少分歧、尋求對共同問題的解決辦法提供了獨特的平臺……雙方同意繼續利用高層領導人的直接聯系渠道就重大敏感問題保持及時溝通，將兩國外長年度互訪機制化，并鼓勵兩國其他部門高級官員經常互訪……雙方同意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兩軍交往等渠道就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問題進行討論。”

也在同一份文件中，“雙方認為，人文交流對促進更加緊密的中美關系具有重要作用。為促進人文交流，雙方原則同意建立一個新的雙邊機制。”這一機制就是2010年啟動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2009年4月，國務委員劉延東(現為副總理)訪美時，向當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提出了這一建議，美國積極回應。這一機制建立后，“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每年會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同期舉行，到2016年共舉辦了7輪。

特朗普執政后，中美高層對話框架的表述再次變動，分為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大部分，但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在每一個領域，中美之間的高層對話機制都已運行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