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03月26日訊

　　煤制天然氣(下稱“煤制氣”)項目存在巨大的資源環境負外部性和高碳風險，亟須高度重視和謹慎對待。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下稱“氣候中心”)近日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上述觀點。氣候中心主任齊曄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從治理措施的角度來講，控制煤炭消費作為霧霾治理的重點，具有顯著的低碳效應。然而，在具體執行層面，并非所有的控煤措施都能達到低碳的效果。

　　齊曄以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開展的煤制氣項目建設為例分析說，煤制氣項目作為煤炭消費的替代品，一方面未必能夠有效地降低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還存在巨大的資源環境負外部性和高碳風險，從而造成“區域治霾、全國增碳”的治理困境。

　　超速發展的煤制氣產業

　　氣候中心的研究發現，近年來，煤制氣在霧霾治理引發的“煤改氣”熱潮中拔得頭籌，其產業發展甚至呈現“井噴”狀態。

　　煤制氣是指用化工合成的方法，將煤氣化處理得到含甲烷95%的替代天然氣。齊曄稱，近年來，在國內煤炭庫存積壓、價格下跌和天然氣供求擴大、價格上漲的市場環境下，在重點區域霧霾治理和煤炭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導向下，煤制氣項目成為眾多能源企業和地方政府投資建設的熱點項目。

　　“在霧霾大規模爆發之前，中央政府對煤化工、煤制氣產業一直保持限制發展規模和收緊審批權限的態度。”齊曄說，首先是“中央政府對煤制氣發展的謹慎態度”。

　　2009年，國務院曾下發有關該通知，指出要穩步開展現代煤化工示范工程建設，今后三年原則上不再安排新的現代煤化工試點項目。

　　但近年來，國內天然氣需求快速增長，激發了各地投資建設煤制氣的熱情。國家發改委2010年6月發布通知稱，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核準或備案煤制氣項目。2011年2月，針對一些地區仍然盲目規劃、違規建設、無序發展煤化工等問題，國家發改委再發有關通知，堅決遏制煤化工盲目發展的勢頭。

　　“顯然，中央政府上收煤制氣項目的核準權力，表現出其在產業政策還未明朗化的時期，遏制各地盲目建設煤制氣項目、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這一行為的決心。”齊曄說。

　　2011年之前，國家發改委僅核準了大唐內蒙古赤峰、大唐遼寧阜新、匯能鄂爾多斯、慶華新疆伊犁等4個煤制氣項目，年產能共計151億立方米。這符合《天然氣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到2015年煤制氣總供應能力達到150億~180億立方米的規劃要求。

　　2012年起，我國多地出現了持續性霧霾天氣。2013年下半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拉開序幕，重點區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結構調整成為防治措施的關鍵。

　　而全國天然氣供應缺口呈擴大趨勢。2013年冬季，缺口達220億立方米，2012年天然氣缺口僅為40億立方米左右。

　　“天然氣供應暫時的缺口與中國能源結構仍將長期以煤為主的現實，導致原本備受爭議的煤制氣一躍成為當前的主推產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日發布的《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稱。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龔夢潔、北京建筑大學講師李惠民研究發現，近一兩年間，在大氣污染防治硬性約束與天然氣供需失衡壓力的同時作用下，此前一直處于被遏制狀態的煤制氣作為替代能源，重新被提上產業化與規模化發展的日程。

　　截至2013年9月，國家發改委共計審批煤制氣項目19個，年產能達771億立方米，遠遠超過《天然氣發展“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其中，2013年以后審批的項目產能高達620億立方米，占總產能的80%以上。

　　截至2013年10月，我國建成、在建或擬建的煤制天然氣項目共61個，年總產能達到2693億立方米。

　　“我國煤制氣產業正進入史無前例的超速發展階段。”齊曄說。

　　在今年1月13日召開的2014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吳新雄稱，初步規劃到2020年煤制氣達到500億立方米以上，占到國產天然氣的12.5%。

　　“顯然，這一規劃相對理性，但滯后于當前煤制氣迅猛發展的現實。”龔夢潔說。

　　區域霧霾治理的碳泄漏風險

　　《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分析，若僅從消費端來講，煤制氣與常規天然氣無異，一般意義上認為其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遠低于煤炭。

　　但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主任江億等專家的最新研究表明，氮氧化物是造成霧霾天氣的“元兇”，而熱電聯產“煤改氣”這一技術路徑并不能顯著降低氮氧化物排放，因此并不能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

　　龔夢潔介紹，從整個生命周期來考慮，煤制氣項目替代煤炭將造成更多的煤炭資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龔夢潔以發電為例介紹，用煤制氣替代煤炭每發一度電將多消耗115克標準煤，同時增加溫室氣體排放196.3克(二氧化碳當量)。

　　《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以北京市為例，北控集團與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府簽訂的《綠色能源進京—煤制氣項目合作框架協議》提出，每年內蒙古地區將輸送40億立方米煤制氣入京。這40億立方米的煤制氣每年將替代北京市約894萬噸的煤炭消費，相當于北京市2012年煤炭消費總量的40%。

　　龔夢潔說，如果從北京市目前燃氣熱電聯產的現實來看，煤制氣作為天然氣的一種，其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硫遠遠低于燃煤熱電聯產，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也得到有效控制。

　　“如果僅從大氣污染防治的角度來看待煤制氣的生產與消費的話，在目前北京市熱電聯產的技術水平下，煤制氣替代煤炭確實是相對清潔的。”李惠民說，煤制氣替代煤炭確實可以達到有效降低大氣中PM2.5濃度的效果。

　　“然而，僅從消費端來分析煤制氣的資源與環境影響是片面的。”龔夢潔說，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看，煤制氣具有更高的碳排放和環境成本。

　　氣候中心的研究結果顯示，煤制氣的生產過程是資源密集型的，每生產一立方米的煤制氣將消耗6升水和3千克原料煤。

　　李惠民說，從煤炭消費的角度計算，北京市每年引進40億立方米的煤制氣可減少約894萬噸的煤炭消費，而內蒙古因為每年生產40億立方米的煤制氣將會增加煤炭消費約1203萬噸，占內蒙古2012年煤炭消費總量的3.3%。從而，北京-內蒙古兩地的煤炭消費每年將會凈增加約309萬噸。

　　盡管北京市因為使用煤制氣替代煤炭而減少了約738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而煤制氣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因此，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計算，北京-內蒙古兩地總計將會凈增加約377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李惠民稱，從資源消耗的角度來看，內蒙古因每年生產40億立方米天然氣將增加水資源消耗約2400萬噸，占2012年該地生活用水總量的2.3%，相當于約66萬內蒙古城市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然而，2011年內蒙古自治區水資源總缺口已達10億立方米，煤制氣的大規模生產將加劇這一趨勢。

　　低碳發展的一大不確定因素

　　“煤制天然氣項目具有巨大的碳排放能力和環境負外部性。”齊曄說。

　　氣候中心的測算稱，把各地建成、在建或擬建的所有煤制氣項目，即已審批和待審批的項目(2693億立方米)加總，每年約消耗8.1億噸煤炭，接近2011年全國煤炭消費總量的1/4，而用這部分煤制氣替代煤炭所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占2010年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6%。

　　《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4)》認為，“新疆和內蒙古作為國內煤制天然氣項目規模與產量排名前兩位的主要產區，將為煤制天然氣的生產付出高昂的資源環境代價。”

　　該報告說，對于新疆地區，國家發改委已審批的435億立方米煤制氣項目每年將消耗約1.31億噸煤炭，已經超過了2011年該地煤炭消耗總量的34%。與此同時，這些項目每年約2.6億噸的水資源消耗將占到該地區整個2012年生活用水總量的22%，進一步加劇該地區長期面臨的缺水狀況。

　　齊曄表示，倘若一味地使用煤制氣替代煤炭來達到霧霾治理這一緊急目標，忽視其將長期存在的嚴重的資源環境效率損失和公平損失問題，我國環境保護與低碳發展最終只能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惡性循環。

　　“我國2012年能源消費量占世界的20.3%，而GDP總量只占世界的11.5%，節約能源、提高單位能源消費的產出效益仍有較大空間。”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表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能源總需求量將持續增加，未來二三十年內能源需求量仍將比2010年增長一倍左右，其后才有可能趨于飽和。只有當非化石能源新增供應量能夠滿足新增能源需求量時，二氧化碳排放才能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

　　“如果說由于霧霾治理的要求促進了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有效實施，能源結構調整的出路卻仍在探索中。”何建坤表示，但不管怎樣，煤制氣可能是低碳發展的一大不確定因素，“因此，必須對通過發展煤制氣治理霧霾的途徑給予高度重視，慎重決策。”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