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

　　新浪財經訊 3月27日，第九屆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年會暨資產管理高層論在北京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創新、融合、普惠金融”，新浪財經全程圖文直播本次論壇。

　　以下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主題演講實錄：

　　魏加寧：大家早上好！

　　很高興能夠有這么一個機會和大家進行交流，也感謝王主任邀請我來，我跟王主任認識還是在討論證券化的時候在一起開會，一晃過去二十多年了。今天有這么一個機會，我想談一下改革的形勢和經濟走勢之間的關系，順便談一點我對當前形勢，以及一些熱點問題的看法。

　　談中國經濟走勢，我們首先要看一下外部的經濟形勢，我和在座的專家可能不太一樣，我們知道現在基金都有很雄厚的實力，有一批團隊有大量的數據。我今天更多的看一些中長期，看一些實質性觀察。

　　首先關于世界經濟的走勢，首先我們看一下歐債的情況，我個人認為歐債危機并沒有結束，為什么這么說呢？歐債危機主要原因是歐元區的半股權的架構，這種架構本身導致了兩難的局面。當有一些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你不去救歐元區有可能解體。前年我去英國訪問的時候，英國已經做好了歐元區解體的各種預案，包括漸進式和突發式的解體，各種形式都想到了。不救可能會出現問題，但是救的話會出現道德風險，希臘人出了危機以后讓德國人救，德國人很勤勞辛辛苦苦干半天救了希臘人，他心里不平衡。所以我相信歐債危機一時半會解決不了，現在的情況是統一了貨幣，但是沒有統一財政，銀行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是這個過程非常漫長。歐債市場不斷的發生波動，最近暫時平靜一點，大家說好像情況好一些。但是過一段時間可能又會有國家出來要求借錢，這種情況會持續一段時間。

　　關于美國的市場，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國市場似乎平穩一點，美國經濟在恢復，QE在退出。但是我認為美國的債務問題也是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的。美國債務問題表面上是財政問題，但是實際上問題出在金融上，出在貨幣上。也就是出在國際貨幣體系上，由于美元的超股權的特殊性，使得美債市場的約束大大削弱，美國的債務本來靠市場約束，但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弱化了這種特殊機制。包括媒體現在報道的，好像美國的債務是由于兩黨之爭造成的。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美國不是兩黨制，而是一黨制，美國的債務是更少了還是更多了。而且有人說美國兩黨達成一致，以后不再為債務問題爭吵了，出現這種情況的話，美國的債務發出去以后將來誰承擔風險？所以我想，美國的問題也是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的，如果不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徹底改革的話。

　　日本的債務問題其實比希臘更嚴重，為什么？因為希臘債務占GDP的比重不過是160%，日本已經到了240%，為什么大家不太關心日本問題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的政府債務75%是外國人持有的，所以外國人關心。但是日本的債務大部分是日本人自己持有，92%是日本人自己持有，所以外部不關心。但是我們反過來講，當它的債務問題解決的時候是什么情況，債務問題解決通過是用減記的方法，如果是希臘的話，受損的主要是外部，日本的債務將來也應該用這種辦法來減記，所以我相信日本的債務問題解決問題難度更大。也有人說日本經濟安倍上來以后，也有所恢復，日本安倍經濟學似乎也挺管用。我想說安倍經濟學其實它一出來我們就覺得它的問題很大，他一邊先壓縮銀行投放貨幣來刺激經濟，另一邊提高消費稅。我和日本專家座談的時候，他們都說不出所以然了，我說這個政策是矛盾的，后來我發現它這里面有一些奧秘。

　　首先他發貨幣要實現通貨膨脹目標，那意味著物價要上漲，這邊要提高消費稅，但是不是馬上提高，而是一年以后提高消費稅，一年以后提高會出現什么情況呢？這邊要通貨膨脹，這邊要提高消費稅，物價可能要上漲，就會出現什么情況呢？很多消費者就會出現提前消費的行為，把一些大件商品提前購買，這樣消費漲起來數字比較好看，生產力數字也上來了，統計數字很好，大家覺得安倍經濟學管用，就投他的票，他拿到選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們仔細看所謂安倍經濟學實際上打的是時間差，等于忽悠一下老百姓，短期時間數字好看了，等我坐穩了，經濟下去就下去了。

　　所以安倍經濟學實際上不可持續，后來開始往下走。我相信安倍經濟學也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它會帶來很大的負作用。國內有一個誤區，把日本的泡沫經濟和日元升值劃上等號。但是實際上后來根據我們的研究，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日本85年廣島協議的日本其實不光要求日元升值，同樣也要求其他的發達國家都要對美元升值，大家覺得很奇怪，為什么西德沒有出現泡沫，日本出現這么大的泡沫，泡沫過去以后十幾年、二十幾年緩不過來。

　　我們進一步分析發現它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差別，再具體說就是貨幣政策，更具體說就是利率。很有意思，德國在87年就把利率提升起來了，所以德國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日本壓縮到歷史最低水平，所以說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為什么德國把利率提升上去，日本人沒有提升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當時美國人說不僅要擴大內需，怎么擴大內需呢？你要投放貨幣，你要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你要實行低利率，德國人說對不起我的中央銀行是獨立的，我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決定的，投票表決。

　　所以我沒有辦法干預，而且這套體制是美國人教給我的，所以德國人用這種辦法把它頂回去了，日本中央銀行在當時沒有任何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的首相，所以他就壓中央銀行，把利率壓到歷史最低水平，導致了泡沫經濟。泡沫破裂以后日本經濟長期停滯，而且發生了金融危機，日本痛定思痛進行了大爆炸的改革，然后把中央銀行獨立出去了，這個獨立性應該說是來之不易的。

　　但是這次安倍上臺第一件事，日本的中央銀行領導怎么應對呢？他的上一任行長如果迎合安倍的做法，安倍在國會上提名他，他可以繼續做行長。但是他提前退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承擔歷史責任，而且日本中央銀行把貨幣政策委員會做出的幾項決定，每項決定有幾票贊成，有幾票反對。

　　所以你參加決策可以對決策負責，一會兒我講中國的時候也會講到這個案例。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在歷史上是倒退，把中央銀行獨立性又壓回去了，所以我對日本經濟未來并不看好，而且這里面還涉及到中央銀行怎么解決債務危機，這里面有很多公開的文章看不到的東西，這方面我認為有很大的問題。

　　剛才講的這幾個大的經濟體都有問題，未來的世界經濟是什么樣的，這幾年我一直在講世界經濟未來可能有三種情景或者是三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重蹈大蕭條到二戰的覆轍，前兩年中臺辦委托我們做這個課題，書已經出版了，我們里面專門提到了這種可能性，還有一種可能，這兩年會不會走冷戰的狀態，然后走向滯漲，這種可能性有沒有。我們注意到烏克蘭事件出來以后，很有意思的是美國和俄羅斯兩國的總統都出來表態，說不希望回到冷戰時期。但是這充分說明輿論現在擔心烏克蘭的事情有可能回到新的冷戰的局面，這是第二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能不能像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形成一種改革的共識，開展一場改革的競爭，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什么情景呢？除了鄧小平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外，當時還有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的改革，還有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的改革，當時在世界主要國家都在進行改革。而且在這種改革的共識下形成了改革的競爭，實際上競爭不僅僅在西方，而且在東方陣營之內也有競爭。

　　正是由于這場改革的競爭，中國是最大的受益者，當時我們實行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根本沒有想到今天中國的經濟走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當時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吃飽飯，當時提出翻兩番，經濟學家都不認可。所以我想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出現第三種情景，不能夠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展開新的改革競爭的話，我個人認為世界經濟前景就不容樂觀。

　　如何看中國的經濟走勢，一個是出口導向，再一個是政府主導，出口導向的特點，剛才我講了遇到了世界經濟未來不確定性，甚至有些人認為即使美國經濟復蘇的話，中國的出口也不會有多大的潛力。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在提高，不管怎么說，我們出口導向不能抱很大希望，可以說這是一個初步的結論。

　　未來一個時期，我認為中國的經濟主要看國內，中國國內經濟最大的特點是政府主導。首先是八項規定，有反腐敗的一系列措施，顯然是抑制了政府的消費，盡管有專家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八項規定不會影響消費，我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現在很多餐館要么關門了要么轉型，即使沒有關門和轉型的，你看看餐館的服務員的服務水平明顯下降，他們把高工資的職員都給辭了，然后招一些連飯店有哪些菜都不知道的服務員，服務質量明顯的下降，所以八項規定顯然對消費是有影響的。

　　去年我們審計地方債，大家想一想你審計地方政府有多少債的時候，至少暫時會抑制地方政府投資。八項規定抑制政府的消費，有人說政府消費占到了30%左右，審計地方債又會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有人說地方政府投資占到20%左右，這對經濟肯定是負面影響。這里我想說的是，首先八項規定我是雙手贊成的，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好。因為過去我們到地方去，最頭疼的就是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八項規定來了以后，現在我們可以減少很多負擔，不去應酬了。地方政府債的事情，我們主張一定要把地方政府債務查清，去年開始審計地方債務，一定要審，為什么？如果不審，過兩年你就說不清楚這個地方債是上屆政府欠的還是這屆政府欠的。審計地方政府債，也是我們雙手贊成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這兩件事情，不能因為政治上的政策性就否認它對經濟上的負面影響，反過來不能因為它對經濟上有影響，就說它有問題。我想中國經濟唯一的出路就是趕緊加快改革，把民間消費搞上來，把民間投資搞上來，用民間消費來替代政府消費，用民間投資來替代政府投資，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夠走出來，才能找到出路。

　　如何把民間消費搞上來，經過我們調研，以及跟大家接觸的時候。當前大家投資和消費就看改革的預期，看改革怎么做。所以我想說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主要取決于對改革的預期，對于改革的預期無非是三種情景。

　　第一種情景，如果改革寸步難行，處于焦灼的狀態，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滯脹的局面，為什么呢？因為民營企業現在的心態是敢消費不敢投資，為什么？因為看不準，我們在調研的時候發現，現在是十字路口，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敢投資。但是他有能力消費也有時間消費，把過去用來上項目的時間都用去高消費了，包括現在打高爾夫球、旅游，甚至上MBA和EMBA班，某種意義上來講對他們也是休息一下，有的企業家講辛苦了大半輩子干脆享受人生吧。國有企業一方面也不敢投資，因為他不知道未來哪些領域能投，但是有一件事知道，國家將來要提高比例拿走的更多的稅，那怎么辦？那就是趕緊分利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滯脹的局面。

　　第二種情景，如果改革的預期徹底崩潰，我相信中國股市崩盤，房地產泡沫破裂，資金大量外逃，移民快速增加，以及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說白了，要防范出現這種情況，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防止各種風險。

　　第三種情景，如果改革能夠快速推進，能夠再次出現改革開放的新高潮，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高漲的局面。

　　第三種情景我們也是有依據的，依據就是過去35年的歷史經驗。

　　大家都知道我們經歷了三次大的周期，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發達國家陷入滯脹，中國國內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圍繞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展開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國改革開放出現了第一輪高漲局面，聯產承包、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等等，中國經濟快速升溫，甚至在八十年代出現了過熱。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當時美國經濟不景氣，國內的經濟到了低谷，歷史最低點，企業之間的三角債盤根錯節，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一下子出現了新的高潮。

　　第三次是九十年代末，國內經濟增長放緩，甚至提出要保8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加入WTO是利大于弊，我們果斷的加入世貿組織，推進了住房制度改革。應當說過去十年，胡溫這屆政府經濟的快速增長，大家看靠的是什么，如果沒有當年的入世，我們出口能那么快速的增長嗎？如果沒有當年朱镕基政府住房改革，如果沒有當年的國企改革，我們有后來這十年的國進民退嗎？胡溫這十年吃的也是改革的紅利，只不過吃得是朱镕基那屆政府改革的紅利，所以我想說過去三十五年的基本經驗，就是我們在危機中抓住機遇，在危機中解放思想，在危機中加快改革，通過改革戰勝危機，通過改革更上一層樓。

　　我想說當前我們正面臨第四個周期，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內部中國經濟在放緩。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來三個解放，如果我們能夠實現思想解放，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會出現新的高漲局面。改革開放出現新的高漲局面，中國經濟就一定會質量更好，效益更高，污染更少，收入差距更小。

　　坦率地講，我跟企業家交流的時候提出一個看法，我認為未來十年很可能是在中國掙大錢的最后一次機會，為什么這么講呢？大家看看過去這幾十年，什么人掙大錢，就是哪個領域剛剛放開的時候，誰進去了誰掙了大錢。我們看現在，哪些領域放開了，哪些領域是生產過剩，哪些領域沒有放開，包括現在醫患矛盾這么緊張，背后說白了就是供求失衡。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長，醫療保障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醫療需求在迅速增長，政府出這么多錢或者不愿意掏這么多錢，又不允許民間資本進來辦醫院，結果導致供求失衡，導致矛盾越來越尖銳。所以像這樣一些領域，今后十年如果這樣一些領域慢慢都放開的話，我想再過十年，在中國再像過去那樣牟取暴利掙大錢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就像發達國家一樣掙點平均利潤。所以我想這是從歷史回顧的角度，可以總結出這樣一些規律來，中國經濟發展、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密切相關。

　　第三部分我想談一下我對增長速度的一點看法，因為最近關于增長速度的爭論很激烈。一方面不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是十分正確的，理由有這么幾個。

　　一是官方的說法現在是三期疊加，所謂增長速度進入幻想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區，潛在增長率下降，你不能強行靠貨幣的刺激，最后導致經濟增長是通貨膨脹。再有一個理由，我們總結了一些改革方法論的研究，總結了一些案例，我們注意到蘇聯戈爾巴喬夫搞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來搞改革的同時，中共中央當時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叫做加速增長戰略，結果一把各級政府的主要注意力都吸引到增長速度上，結果使改革失敗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認為不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是十分正確的。

　　二是也要看到增長速度下降，有可能不是下臺階，不是像經濟學家期待的那樣，平穩的從10到9，從9到8，從8到7，如果操作不當有可能是跳崖式的，這種風險是存在的。再有一點，我個人認為當前增長速度要保底線，主要的理由不是就業的問題，而是前面講的各種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的問題，一旦速度掉下來的話，長期以來在高速增長掩蓋起來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會曝露出來，這是第二個方面需要看到的。

　　三是改革確實可以帶來紅利和增長，從周期看前面我講了過去三十年，每一次思想解放帶來的改革開放的高潮，都帶來了一輪經濟的快速增長，這是從趨勢來看，改革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力的，匯豐銀行專門有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我們總講潛在增長率下降了，為什么下降，大家都是從技術層面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過去十年，我們的改革開放停滯，我們的改革開放甚至倒退，由于倒退，由于國進民退導致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如果加快改革，潛在增長率是有可能提升的。改革可以促進結構調整，其中價格杠桿的作用可以發揮出來，如果中國帶好頭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可能會有一個新的局面，所以我想關于增長談這么幾個看法。

　　如何看待當前的風險，最近有很多專家講要重視風險，但是一定要把風險區分為三類不同的風險。第一類風險就是不改革的風險，如果不改革中國的經濟不是下臺階，可能是跳懸崖，有些風險實際上是由于不改革造成的。

　　第二個風險就是改革必須冒風險，如果推進存款保險制度，有可能出現存款一定規模的搬家。但是我想說如果存款保險制度建立不起來，我們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就建立不起來，我們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只能更大。比如說地方政府發債，如果讓地方政府發債初期，有可能會出現混亂，有可能出現暫時的失控。有剛才像上市公司出現的造假，如果你不讓地方政府發債，不讓地方政府公開到資本市場上發債，你的風險會更大，為什么？因為地方政府搞城市化建設和基礎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你不給它正規的融資渠道，他只好通過所謂的金融創新，最開始成立平臺到國開行貸款，09年把國開行商業化以后，他到商業銀行貸款，這些年通過信托、理財各種所謂金融創新。其實通過這些創新的結果使得信用鏈條拉的越來越長，政府債務隱性化，導致財務風險和金融風險的交叉傳染，這兩項改革必須冒一定的風險，如果不做的話會有更大的系統性風險。

　　第三類風險就是我們的改革如果方法不當，有可能帶來風險，這兩年我在做改革方法論的研究，對方法方面的研究很擔心。如果改革依靠政府部門去推進，有可能被部門利益所左右，使得改革誤入歧途，都打上改革旗號。如果中央政府放權，地方政府有可能把權利截留。改革預期的三種情況，一個是改革步履艱難，一個是改革預期崩潰，一個是改革形勢大好，我有時候在演講跟企業家交流的時候，我隨機做一個問卷調查，結果讓我吃驚的是，前不久在北京一次企業家座談會上，認為改革預期徹底崩潰的人寥寥無幾，大概只有5%，認為改革形勢大好，全面推進的人也不到5%，有80%到90%的人舉手認為改革處于焦灼狀態，改革步履維艱，后來我跟他們聊，現在的企業家說政府改革說的這么熱鬧，我沒有感覺，感受不到。我們到地方政府調研的時候，地方政府下放的權利都是本來就沒有什么價值的權利，真正有黃金含量的都沒有下來，這是地方官員的反應，企業家根本感覺不到改革的措施對他有什么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可能會出現問題。

　　再一個是改革全面突擊，抓不抓重點，這個也會有比較大的風險。我們應該把朱镕基作為副總理抓的改革，就是那么幾項，財稅、金融改革，這些改革里最核心的是一個是分稅制，一個是中央銀行制度改革。所以我想說如果全面出擊可能抓不到重點。

　　如何處理好加強黨對改革工作的領導和實現黨政分開的改革目標，這個關系怎么處理，在中國這種情況下要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我們該冒的險一定要冒，該規避的風險一定要規避，這樣的話改革才能順利往前推進，這是我對改革的一點看法。

　　宏觀改革改的是什么東西，我提出來調控目標區間化，宏觀調控最小化的想法。其實這是在去年做383課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提出來，過去宏觀調控要盯著一個點，所以調控就不斷的干預，結果造成了宏觀調控不斷的加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能夠讓市場決定的盡量讓市場決定，經濟剛剛出現一點波動了，市場還沒來得及做反應，政府又出手了。所以當時我提出自己的想法，能不能把我們的目標從一個點變成一個區間，其實這個區間很簡單，橫坐標是經濟增長率，有一個低線和高線，增長率越高越好。縱坐標是通貨膨脹，有一個上限和下限，學者認為低于1%的通貨膨脹就是通貨緊縮，所以縱坐標也有一個區間，這樣當我們預測未來的增長和通貨膨脹，只要在區間里面，政府就不要出手干預，只有當我們預測點有可能脫離區間的時候，我們才不得不干預，第一個改革就是要改革目標。

　　第二個是關于統計制度改革，要消除統計部門自己內在的造假。因為統計部門又管統計，又管分析，這樣的話數字很容易為觀點服務，搞預測的話很容易到年底論證自己的預測，有沒有做我不知道，但是在制度設計上顯然存在這樣的問題。要排除地方政府的干擾，要排除上級政府，就是來自高層壓力，統計部門一定要拿出數字來證明，尤其是過熱或者是過冷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提出社會商品經濟論，在改革初期，當高層提出發展目標的時候，中國經濟學界是不認可的，當時寫了一篇文章中央領導看了以后非常高興，本來表揚他說文章寫得很好，在他生命最后一次見到最高領導的時候，希望中央領導高度重視統計工作，我想這番話肯定根據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這么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提出這些，說明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加強統計制度的獨立性。

　　還有就是央行[微博]的制度改革，現在大家都說超發，你都不知道是誰定的，這樣你怎么去問責，這么大一個貨幣政策，市場瞬息萬變，這個需要很高的專業知識，這么一個政策牽扯到國內外投資和老百姓，我們不知道誰在決策。我剛才講了日本的案例，你可以決策，但是你要透明，否則的話市場的不確定性太強了，從咨詢機構變成決策機構。財政政策，國際組織也在建議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有問題的話我們問誰的責。

　　最后我想說一點，關于產業，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產業還有一些領域是有潛力的，邱曉華[微博]先生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來，七彩行業是有發展潛力的。我在南京的一次會議上跟羅杰斯對話，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問我，三中全會以后你覺得哪些行業有發展潛力，后來我提了幾個，比如說養老產業，比如說醫療衛生領域，這些是一直沒有放開的領域。再一個是鐵路，說完了以后沒過多久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節目，結果是外國的媒體采訪羅杰斯，問他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看法，他說我已經在哪些領域投資了，我跟他聊天談的幾個領域都已經開始投了，中國有很多領域都具有潛在的投資價值。還要特別注意互聯網，互聯網不僅對金融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于醫療衛生和教育都具有很大的潛在發展潛力。2012年我在中國經濟時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要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新一輪改革的高潮，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