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詠 黃祎妮

　　“最遲不超過今年8月，李旭利將等來審判結果。很可能是直接宣判。”要求隱匿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結果出來前不會另行開庭。

　　其介紹，李旭利案是于5月26日正式立案，依照立案之后45天判決的規定，意味著將在7月11日前宣判；即使向高院延期宣判，也會在8月中旬公布結果。

　　根據起訴書，檢方認為應以“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追究李旭利刑事責任，判處拘役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李旭利辯護人，堅持為其做無罪辯護。

　　眾說紛擾之下，記者獨家獲悉關于本案的系列證據，試圖藉此來還原李旭利案始末。

　　斷鏈的“指令”

　　6月12日，廣為關注的李旭利案開庭審理。庭審中，有一個細節被反復提及：2009年4月6日晚間，李旭利接過妻子手機，寥寥數語后掛斷電話；手機另一端，是遠在深圳的一名叫李智軍的女子。

　　這個細節的準確認定，將決定李旭利的命運。

　　法庭上，檢方宣稱：2009年4月7日，即上述電話結束后首個交易日，李旭利指令五礦深圳金田路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其控制的兩賬戶內，先于或同期其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601398.SH)、建設銀行(601939.SH)股票。

　　但無論是庭審期間檢方出示的證據，還是記者獲得的本案相關資料，均無任何證據證實4月6日這通電話的存在。

　　“有證據證明李旭利與李智君4月6日晚間通了電話嗎？有證據證明電話中李旭利指示授權李智君購買工行建行股票了嗎？”李旭利辯護律師朱有彬曾在庭審期間發問。

　　根據信息產業部頒布的《電信服務規范》，移動電話原始話費數據保留期限至少為5個月。而中國移動(微博)在接受記者咨詢時表示，他們最多保留五個月的通話清單(不包含本月)。

　　不過，來自證監會的信息顯示，李旭利最早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是在2010年9月21日，距離上述通話已經過了18個月。

　　由于關鍵一環——通話記錄直接證據的缺失，唯一能直接證明上述通話存在的，只剩下李旭利本人的供述。

　　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2011年9月22日，李旭利在接受上海公安局經偵大隊審訊時做出以下陳述。

　　筆錄顯示，李旭利稱：“這兩個證券賬戶買入股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4月6日，李智君打電話給我愛人袁雪梅說，現在行情比較好，問為什么不去購買一些股票，還說因為我們這兩個賬戶的資金量比較大，看能否買入股票，幫助營業部打打成交量。因為在這之前李智君曾多次打電話給我愛人，我都覺得有點煩，所以我當時就把我愛人的手機拿了過來，在手機里告訴李智君你就幫忙明天買入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這兩只股票。”

　　這段供述時間清晰，內容詳盡，遂成為案件的核心證據。

　　不過，在其余證人證詞中，卻對這段通話均語焉不詳。

　　2011年9月5日，李旭利妻子袁雪梅對上海公安局經偵大隊做出的證詞中表示：“后來有一個晚上(具體時間我記不起來了)李智君又打電話給我……這時李旭利剛好在家，于是他把我的正在通話的手機拿過去直接與李智君通電話(詳細情況我想不起來了)，然后我就到別的房間干家務了，至于他們之間講什么內容我不知道了。”

　　而另外一個重要的當事人，李智君的證詞內容，則與李旭利供詞南轅北轍。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袁雪梅打電話詢問為何拋售股票，袁將電話交給李旭利，李和我談過股票的事，說是大舅子所拋，但我當時并不知道對方是李旭利。他自稱是袁雪梅的丈夫，至于談的內容和日期我記不清了。我是在證監會查了該事之后才知道跟我談話的是李旭利。”2011年8月16日，李智君對檢方表示。

　　事實上，令人疑惑的并不僅僅是2009年4月6日這通電話是否存在，通話內容究竟為何，更加是本案的核心。

　　“當時她(指李智君)也問我要買入多少，我回答說你就買二三百萬股，至于每個股票打多少量就由她來定。”李旭利上述筆錄顯示。

　　與其相對的是，袁雪梅表示不知道他們電話的內容，而李智君則完全否認了李旭利的指令和授權。

　　李旭利在筆錄中介紹了為何挑中工行、建行的原因：“從事實上看，這客觀上確實是我利用了基金公司的未公開信息，但當時我在讓李智君買入這兩個股票時，我認為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是大盤股，一家基金公司購買這兩個股票，對股價影響不大；而且當時我認為李智君和我妻子袁雪梅關系不錯，也是想能幫助營業部提高一點成交量，購買這兩個大型股票比較安全，所以就讓李智君購買。”

　　尷尬的“后買后賣”

　　根據檢方指控，2009年4月7日9點30分，李旭利控制的賬戶即刻買入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累計5226.4萬元；約一刻鐘后的9點47分，由李擔任基金經理的交銀藍籌緊跟下單，買入工行2.07億元。

　　具體數據顯示，李旭利涉案賬戶交易均由李智君在深圳營業部下單完成；而李旭利，則在交銀總部親自下達了買入工行的指令。

　　李旭利在供詞中如此描述上述“巧合”。

　　“藍籌基金購買工商銀行股票，我記得是我下指令的，因為這個基金平時都是崔海峰下指令，剛好7號這天崔海峰有事，所以由我下指令。”李旭利表述。但無論如何，李旭利實際控制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買入相同的股票已成事實。

　　記者掌握的資料顯示，2009年4月3日上午9點28分37秒，交銀精選基金經理李立下達指令，以“市價”買入工行3000萬股的指令，成交均價為4.0578元；同日下午14點整，該基金又以4.1089元均價買入2000萬股。

　　而交銀成長基金，是在4月7日上午9點18分19秒，在基金經理周煒煒下達以4.10元價格買入2500萬股的指令之后，該基金以4.0976元買入1444.5萬。12分鐘之后，即9點32分，基金再次以4.0096元均價買入1000萬股工行。

　　由李旭利下達交易指令的交銀藍籌基金，是在4月7日上午9點47分，以4.1397元均價買入工商銀行5000萬股，指令價格為4.150元。

　　從三只基金對工商銀行的買入情況來看，均早于李旭利的涉案賬戶。

　　資料顯示，交銀旗下基金于2009年4月21日開始陸續拋售工行、建行股票，但直至同年6月16日，李旭利控制賬戶才悉數拋售持有工行、建行股票。交銀旗下基金賣出該股的時間，也多數早于李旭利涉案賬戶6月16日的時間。

　　4月21日，交銀精選基金率先拋售1000萬股工行股票，當日成交均價為4.1124元；此后，又在5月4日和6月3日，分別以4.1871元、4.5205元賣出1000萬股和3000萬股。

　　交銀成長基金是在5月6日、5月13日和5月14日，分三次拋光了4月7日所買入1444.5萬股工行。

　　而李旭利親自下單買入的5000萬股工商銀行，則是在5月27日、6月3日、7月10日和7月28日，在李旭利離職之后，由崔海峰分六筆悉數賣出。

　　其中，7月3日、7月28日這兩個交易日，交銀藍籌基金以5.229元至5.300元區間分4筆賣出了2000萬股，晚于6月16日李旭利控制賬戶賣出時間。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交銀基金對建設銀行的交易操作上。

　　資料顯示，4月3日9點54分、14點整，交銀精選基金分別買入1400萬股和3000萬股，成交均價分別為4.4861元、4.5511元。在5月4日和6月3日，分別以4.4864元、4.7437元賣出900萬股和3500萬股。

　　4月9日，交銀成長基金在9點40分買入的2000萬股建設銀行，則是在5月14日至6月9日期間，分6筆賣出。

　　整體來看，李旭利涉案賬戶買入和賣出工行、建行時間均落后于交銀旗下基金，具體在相應股價上，涉案賬戶買入股價，高于或處于基金買入價格的中值。

　　據交銀施羅德統計顯示，在2009年4月7日至2009年7月10日期間，旗下基金持有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的收益率分別為40%和34.83%，在其同期持有所有股票的排名中名列第8名和第1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