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記者 尚志科

　　如果放任生長，一只小老鼠會不會變成大象？

　　在2008年唐建被查處以及2009年2月“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出臺前，野蠻生長的基金行業，“老鼠倉”現象見怪不怪。多位基金業人士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在之前基金經理做‘老鼠倉’是潛規則，雖然這個公開的事實大家都明白，但沒人說。”

　　李旭利說了。在6月12日“李旭利老鼠倉案”庭審現場，前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坦承了自己曾在2006年、2007年操作過由其夫人開設的股票賬戶。他還提及，2006年“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次數占所有交易的1/3左右”。即便后來賬戶轉到本案事件集中的新營業部，李旭利也“操作過一些，但不多”。

　　但以前的操作，并不能構成法律意義上的“老鼠倉”。辯護人的重要支撐，是2008年之后到2009年4月份，李旭利已經停止了這兩個賬戶的操作。“請法庭注意，‘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于2009年2月28日才獲得通過，這時候他早已經停止了操作。”

　　從李旭利的表述來看，法律的警示曾讓他收斂。他解釋，“在2008年3月證監會查處唐建的老鼠倉后，就基本上停止了兩個賬戶的操作，然后委托李智君幫我打新股，一直到2009年4月份都沒有購買過股票。”

　　不過謎團仍待解：此后李旭利在交銀施羅德的歲月中，其夫人賬戶上，1000多萬股的工行、建行，是李旭利指令還是營業部的李智君擅自交易？1000多萬元的獲利，李旭利的行為有沒有構成“老鼠倉”？

　　三大爭議

　　此案的最終裁決還有待法庭判斷，但李旭利事件所引起的廣泛討論中，不少問題指向了當前基金業發展階段的某些局限性。

　　首先是“老鼠倉”現象并不少，該不該讓李旭利承擔太多。

　　“問題不在他身上，而在于體制跟行業。”一位私募基金老總對記者說，某種意義上說，李旭利是在替全行業償還原罪。

　　上海證券首席基金分析師代宏坤(微博)也對《投資者報》分析，李旭利的做法，代表了之前一系列不合規的做法，讓一人承擔所有的罪責不公正。但他同時指出，由于涉及到個人的操作，雖然值得同情，但法律就是法律。

　　當李旭利在交銀施羅德基金(微博)公司任投資總監時，曾“用基金公司配發的辦公電腦在網上操作”，購買過和所任職公司相關聯的股票。在今天看來，這種做法甚為囂張。

　　控方在現場言辭激烈，緊抓住這點不放。“李旭利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始終沒有停止過不正常的個人投資。他的兩個賬戶從最初的幾百萬元到案發的9000多萬元，期間財富呈雪球狀積累，這折射出的是怎樣一種欲望？”

　　第二點，是備受爭議的標的選擇疑問。

　　李旭利自己也說從常理來講，不太可能用工行、建行等股票來做“老鼠倉”。不過，代宏坤對于大盤股不太容易操作“老鼠倉”的看法不認同，“不能這樣去考慮，這是太情緒化的因素。”

　　代宏坤認為，如果是在美國，基金經理在基金交易7天之內操作自己的賬戶的同一證券，就是“老鼠倉”，構成“內幕人交易”。

　　第三點，是判罰依據。由于證據不明，辯護律師的異議是，在犯罪要件處于真偽不明的時候，也應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而不是做有罪推定。“李旭利是怎么指令李智君的？李旭利的指令到底存不存在？”

　　反觀美國，一旦股票經理被提起訴訟，需要自己舉證自己的清白，而不是由訴訟機關舉證有罪。基金經理要證明自己沒做“老鼠倉”，是非常困難的。

　　美國鏡鑒

　　2012年1月，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曾將“老鼠倉”比喻為“盜竊行為。”李旭利是否會落罪不得而知，如果罪名屬實，將損害金融管理秩序和基金行業的整體形象。

　　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美國，歷史進程完善的過程，都是由個人違規事件推動的。所以看待李旭利“老鼠倉”事件時，拋開案件本身，去借鑒美國基金業經驗也許大有裨益。

　　代宏坤認為：“這個事件不單是簡單的‘老鼠倉’問題，案子本身最終處罰到什么程度意義不大，應該更多去思考公眾的利益怎么去保護，還有基金法怎樣完善，最終怎么通過事件來推動國內相關法規。”

　　在早期的美國，對“老鼠倉”的監管跟中國很像，簡單粗放的規則導致很多基金經理違規，也讓行業認識到靠個人道德約束是不行的。

　　1994年，美國出了一件事情，景順集團有個著名基金經理約翰？卡韋斯科，他買賣股票沒有按道德守則要求報告，之后引起廣泛討論，攻擊這些基金經理是否該投資股票。

　　這件事促使美國基金業考慮過完全禁止基金業投資人員進行個人交易，但讓他們放棄這個決定的最重要因素，是防止優秀人才流失。

　　他們調查了當時美國最大共同基金麥哲倫基金的基金經理彼得？林奇，他在職13年中取得了29%的年均收益率。林奇跟調查委員會的人說：“我個人管理基金的技巧、思想和理念，對股市的理解、分析、資產的配置、個股的選擇，對估值的評估，絕大部分都是通過管理個人賬戶獲得的。”這給他們的啟示是，完全禁止會影響共同基金技術的發展。

　　此次事件后，美國為防范“老鼠倉”制定了詳細的準則，限定了基金經理自己買賣股票的時候確保不侵犯公共利益。比如有禁止期，在管理基金買賣某股票的7個工作日之內不能交易自己的賬戶，存在了就是“老鼠倉”；還有禁止短期交易，不能在60日內買入又賣出同一個股票，可以做長期投資；此外，還有個人要進行年度披露，要對基金董事會報告等。

　　1994年之后到目前為止，雖然美國“老鼠倉”沒完全杜絕，但幾乎沒有類似事情發生。在美國基金業發展道路中，一個非常值得借鑒的經驗，是立法、監管和行業三方非常密切的合作。

　　這遠非重罰一位明星基金經理，制定一部新的基金法所能做到。比如李旭利曾說，“經偵曾經三四次讓我寫信或者錄音給我太太，或是證券營業部的李智君，讓他們來指證我，說我有罪。”案件過程的不透明，讓該案的程序公正性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