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曉慧

　　大概經歷了三次換庭審時間后，6月12日，李旭利案終于在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審理。

　　審判被安排在刑七法庭，旁聽申請者沒能全部放行，因為旁聽證全部被上海證監局與出庭律師等相關人拿走了。大部分媒體記者、對此案有興趣的律師從業人員等，在大法庭看著視頻轉播，大約有百余人目不轉睛地看著屏幕——這個場面不由讓人想起最近很多人集體在酒吧圍觀歐洲杯，但情緒要復雜得多。

　　李旭利穿著灰色條紋polo衫，看起來非常平靜，不過臉還是很白凈。在正式開庭前，曾有一段例行規則宣讀和信息核對時間，李旭利站立著，直至審判長表示可以坐下。

　　全天審判上下午分開進行，整個庭審過程沒有出席過一位證人。

　　逾四個小時的庭審中，李旭利都回應得不卑不亢。

　　庭審焦點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個是“指令”的爭議。檢方指出，李旭利在拘留時承認有過“指令”。這個指令是說，李旭利曾“指令”時任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現為五礦證券深 圳金田路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證券賬戶內，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交易累計成交額人民幣5226.38余萬元。這是對老鼠倉的直接指正，因為同年6月間，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累計獲利人民幣899萬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紅利人民幣172萬余元。

　　然而，李旭利回應，自己當時不清楚“指令”的真實意思所以出現了錯誤認供。其實，有關股票的操作并非自己執行。李旭利承認，涉案賬戶是親屬名字開設，主要用來打新股，當時共有資金三四千萬元。李智君當時致電其妻，希望其賬戶能進行 交易，助其營業部完成成交量。李旭利當時就建議對方，要買就買點工行、建行等大盤股，風險較小，買個二三百萬股就可以了。但至于對方買了沒有、買了多少，他完全不知情。

　　辯方指出，除了當事人當時的口供，當前沒有證據證明李旭利向李智君下達過指令。檢方也曾向李智君收集證據，但當事人表示，已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完全記不清。

　　這個檢方直指李旭利翻供的爭辯，在沒有直接證據中結束，以至于法官在下午開庭時說，“上午爭論的東西，下午不要再重復了”。

　　二是在明確直接牽涉的基金交易量上的爭議。檢方指出，當時兩只基金在同期也買賣了工行、建行股票，作為投資總監，怎么可能會對基金經理的交易情況一無所知？公訴人直接問，“一般手法是怎樣？你是跟著基金經理買還是先于他們買？”

　　李旭利說出了當時庭內外引起一片嘩然的話：“坦率說，我不太看。對于下面的基金經理，其實我還不太看得上他們的投資水平。”

　　公訴人繼續質問，作為一個資深從業人員，怎么會不知道交易數額是量刑的重要指標？李旭利回答：“我是學金融的，不是學法律的。”

　　這個環節對李旭利不是很有利。上海經偵直接指出，他們在調閱了幾個月涉案基金——藍籌基金的交易單后發現，平時下單都是另外一個基金經理完成，唯獨這筆單子是李旭利自己下的。證據顯示，2個涉案賬戶在2010年4月7日上午9點半開始下單，到9點32分下單完畢，買入逾5000萬元的工行和建行。當天9 點45分，李旭利在自己兼職為基金經理的“藍籌基金”上，親自動手下單買入工行。

　　這個環節將直接決定李旭利的定罪量刑。

　　焦點三 是，買工行、建行有無條件構成老鼠倉。李旭利與辯護律師反復強調，工行、建行的獲利程度比同期買入的煤炭股和房地產股票要低很多。即使在12日下午兩點 半，庭審結束前，李旭利說的結束語也強調了這一點，“雖然我不是無辜的，但我也確實沒有主觀惡意，要利用信息來為自己賺更多的錢。作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我有太多太多的機會、太多太多的選擇。從常理上判斷，我也不太可能選擇工行、建行。”

　　到審判后一階段，檢方充滿氣勢。通觀的人說，感覺完全站在道德高地，不愧是政府派來的人，有的人直接說，感覺李旭利就像是個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雖然第一次公開審理在相對理性的審判中結束，再審或宣判還在不時之日。然而，大家仿佛心理都清楚定調，這個定調大體對李旭利不利。

　　走出去的時候，有人飄一句話：“或許工行、建行不是老鼠倉最好的品種，但這可能是當前唯一找到的最能定罪的證據。這不過是一種指槐罵桑的指正，誰知道李旭利又沒有做過其他股票的老鼠倉，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再說，這個圈子，哪有好鳥。”大家聽后一陣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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