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

　　信托是現代金融的本質，這一點在基金管理公司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基金管理公司，其以僅億余元的注冊資本為基礎，管理動輒百億元的資產規模，這就決定了基金管理的制度安排以及基金公司本身的操守，對基金能否為投資人的信任奉獻回報、最大限度地防范道德風險、保護持有人利益具有決定意義。

　　防范基金公司道德風險的第一個層次，靠的是制度安排，即在制度上不能讓人有可乘之機。在這方面，現代基金運作引入托管機制，采用委托人（基金持有人）、受托人（基金公司）和托管人（托管銀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互相制衡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保證了委托人的財產不被挪用的風險。

　　然而，上述制度安排并不能杜絕基金公司內外勾結、輸送利益的道德風險。原因很簡單，基金公司不需挪用所管理基金資產，只需要通過高價接盤，同樣可以達到輸送利益的目的，而這種行為，可以解釋為投資決策失誤。因此，防范基金公司道德風險，僅僅依靠制度安排是不夠的。

　　于是，問題又回到起點，即信托的原始含義———“值得信任所以委托”。這就要求基金投資者應該選擇“好人”，即值得信任的基金公司，而基金公司的可信性首先來自于其股東的可信性。正是基于對這一點的認識，

　　“好人舉手”的基金設立方式，涉及到對基金公司股東管理的核心問題，這包括兩個層次：首先是發起股東資格的管理，即要求基金公司的發起股東是“好人”；其次是行為的管理，即通過基金股權轉讓，引入“好人”，替代“壞人”，即使這“壞人”曾經是“好人”。從這個意義來說，正是得益于基金公司股權轉讓行為，才使得很多具備實力且值得信任的股東有機會入主，才使得打造基金“百年老店”成為可能。

　　但也不能放任基金股權轉讓過于頻繁，因為這勢必對基金運作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國際實踐來看，一家優秀的基金管理公司肯定專注于長期持續投資回報，而一家股權頻繁變更的基金公司，不太可能有不錯的投資回報。當然，更不能讓“壞人”獲得基金公司的控股權。

　　因此，對于基金公司股權轉讓行為，監管機構應慎之，基金公司應慎之，轉讓方與受讓方更應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