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偉 制圖

　　本報記者 肖莫

　　前期鬧得沸沸揚揚的基金經理“老鼠倉”事件，引起滬上法律界人士的關注。昨天，上海律師協會證券與期貨研究委員會專門召開了“證券市場老鼠倉引發的法律責任”研討會，對于老鼠倉行為的性質及與內幕交易、操縱股價的關系等熱點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整治“老鼠倉”宜疏堵結合

　　中國證監會曾發布《關于切實加強基金投資風險管理及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基金公司嚴格對投資管理、研究分析和交易執行人員進行管理，禁止相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及親朋好友等進行股票投資或提供股票投資信息、建議。并要求基金公司申報員工自己和直系親屬的身份證號碼、證券賬戶，稱如果出現瞞報、不報或者用隱藏身份炒股的行為將嚴加制裁。

　　對此，上海外貿學院副院長倪受彬指出，這一規定旨在完善規范基金個人交易行為監管制度，但過于理想，相關監管部門應更加注意制度的可操作性。有關方面應該正視證券交易的隱秘性，在無法禁止基金經理的投資行為的現實情況下，不如改“禁止性規定”為積極疏導。促使基金經理將 “秘密投資”為“公開投資”，規定基金經理定期公布其持股和投資、資產管理情況。此外，應將申報范圍擴大到“相關人士”，即只要對該第三人賬戶，基金經理具有控制權和利益相關，即為相關人士。從而不限于“直系親屬”這一狹小范疇。當然，為嚴堵利用他人身份證明材料開立“老鼠戶”的，應責成證券公司等經紀人承擔嚴格審查責任，例如要求經紀人只能接受開戶申請人本人現場開戶的方式，不得代理開戶。

　　基金公司自揭家丑口難開

　　在基金經理“老鼠倉”事件被曝光后，基金管理公司曾一再強調基金經理的行為為其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對此，與會人士分析，基金管理公司的做法顯然在于希望免除其雇主責任。但是，我國關于雇主責任的歸責原則和構成要件問題，法學界并無統一認識。倪受彬認為，我國基金管理公司的雇主責任的歸責原則，應采用大陸法系的過錯推定原則，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通過舉證自己已經盡到選任和監督之職，則可免于賠償責任。

　　對此，一位熟悉基金業的人士指出，在基金業正值高速發展時期，人才后備不足、競爭過于激烈，對于品牌維護和危機處理的經驗尚缺乏，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思想的束縛，因此，即使基金公司發現個別基金經理做法不規范的情況，也很難痛下殺手將其昭示于天下，由此也讓少數不良基金經理有了僥幸心理。因此，國內基金公司仍需要進一步強化“信托文化”、“誠信文化”建設，不要讓少數基金經理的不良行為壞了整個行業的信譽。

　　與會人士指出，要完善持有人會議和基金內部的制衡機制。對查實的基金經理不法個人交易的，基金管理人員在對外承擔雇主責任后，可以向監察人員與基金經理及其他責任人員進行追償。除非后者證明其已經盡到了內部監管職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可以防止內部監管機構的“功能弱化”。

　　內幕交易民事賠償有望起航

　　基金經理“老鼠倉”行為的出現，對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命題。倪受彬指出，應該加大相關責任人員的懲罰力度。特別是民事賠償責任和刑事責任�；�金公司和基金經理作為受托人應對受益人利益負信托法上的義務�；�金經理違反忠實義務，自身獲得豐厚利益卻直接侵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擾亂了市場秩序，民法和刑法應通過明確賠償額度或刑罰措施提高不法個人交易者的違法成本。上海律師協會證券與期貨委員會副主任宋一欣律師指出，在美國IBM收購蓮花公司內幕交易案中，司法部門由當事人向下查到了六層核心利益關聯人，七層外圍利益關聯人，29個被指控的當事人全部被處以民事賠償處罰，13個被處以刑事處罰。這種處罰力度對于國內發生的“老鼠倉”事件是有一定警示意義。

　　基金經理“老鼠倉”行為，作為內幕交易的一種表現，也是證券市場侵權行為的主要形式之一。宋一欣律師指出，自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之后，有關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的證券民事賠償法律制度建設一直裹足不前。今年以來，中國證監會對上投摩根基金經理“老鼠倉”事件、天山股份副總經理陳建良從事內幕交易等相繼作出調查或處罰，又發布了《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理規則》、《限制證券買賣實施辦法》，這都表明了對于內幕交易的法律規制有望提上議事日程。另據了解，由權威部門制訂的《內幕交易行為認定指引》和《證券市場操縱行為認定指引》兩份草案文件已經轉呈至最高人民法院，也讓人們確信相應的司法解釋的出臺也為期不遠。屆時通過加大對“老鼠倉”等內幕交易行為的懲罰力度，特別是強化民事賠償責任和刑事責任，從而提高基金經理乃至基金公司違規違法的成本，讓基金公司自揭家丑有內生動力，讓基金公司的內部監督機制發揮切實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