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曉蕾[微博]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推動SDR進入機制的改革，既是人民幣進入SDR的需要，也是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推動。如果說人民幣國際化就是為了應對“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對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那么改革進入SDR的規則，就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跨出的第一步。真切希望我們能以規則的改變作為人民幣進入SDR的切入口，而不是接軌現有國際貨幣體系下的不合理規則。

　　習近平主席在圣彼特堡G20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了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的問題。這應該是舊話重提了。IMF過去幾年曾在不同場合談到考慮商討人民幣加入SDR成份貨幣，G20峰會也多次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列入主題，并積極推動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加盟SDR。筆者認為，人民幣進入SDR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變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對中國來說，這標志著人民幣完成了國際化過程，正式成為國際貨幣。

　　不過，按照現在IMF貨幣進入SDR的條件，中國需要認真考慮把人民幣變成純粹外匯交易貨幣的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要求，以及由外匯投機市場的交易價格引導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帶來的風險。但是，如果人民幣能在部分可兌換的條件下進入SDR，那應該不會帶來巨大的風險。所以，現在對中國來說，選擇人民幣加盟SDR的途徑至關重要。

　　人民幣如何進入SDR有兩條途徑。第一條，達到IMF關于SDR成份貨幣的條件。SDR成份貨幣有兩個選擇標準，首先是商品和勞務出口額也就是貿易和服務規模足夠大，這一點中國已基本滿足。其次是確保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所選的貨幣是國際貿易中最廣泛使用的。按此規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尋覓到“自由運用”的貨幣，也就是說，在國際交易中普遍用于支付、在主要外匯市場上廣泛交易的貨幣，也就是完全可兌換的貨幣。

　　第一條標準是合理的。貿易和服務規模足夠大隱含的要求是SDR成份貨幣在世界上有與之貿易規模相匹配的流動性。中國正在推進人民幣的貿易結算，且規模不斷擴大，已與多國中央銀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增加人民幣作為外國儲備的規模近年來也在不斷增長。與“滿足國際貿易中普遍支付”要求規模相匹配的人民幣國際流動性正在向相應的標準快速靠攏。

　　第二條標準并不完全合理。這實際上是要求SDR成份貨幣在外匯市場上有足夠交易規模，而這恰好正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病之一。國際外匯交易已完全脫離了貿易供求關系，外匯變成了一種金融屬性的投機品，與買賣高風險虛擬金融產品已沒有什么區別了。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是，國際貨幣職能的投機性被加強，是國際貨幣體系需要改革的范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達到這第二個標準，在國際貨幣市場外匯日交易量達到5萬億美元的今天，意味著人民幣必須實現資本項下完全兌換。而這意味著要立馬拆掉我國針對資本流進流出的防火墻，資本的大進大出將失去最后的控制；另外，大規模人民幣變成交易貨幣后的匯率價格就會由投機市場的交易價格決定，那人民幣中間價事實上也就被交易價格牽著鼻子走了，在喪失定價權的同時，任意的投機炒作人為造成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的概率大大增加。“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否要試點人民幣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現在尚不清楚，以我國當下的市場結構與管理框架，在美國QE即將退出的當口，若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顯然風險過大。

　　在最近一次例行成份貨幣調整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考慮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但最終被否決，原因正是人民幣“自由使用度”未達IMF標準。當時的IMF第一副總裁約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在一次與中國財經媒體的對話中就表示，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意思很清楚，人民幣應按部就班達標后，再考慮進入SDR，這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完成完全可兌換的制度變革。無疑，這樣會延緩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對穩定國際經濟秩序不利。如果為了加入SDR而強行推動人民幣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對中國的經濟穩定也是不利的。

　　既然IMF的“舊規則”是人民幣進入SDR的巨大障礙，那么人民幣加盟SDR就應盡量嘗試第二個途徑，即改革IMF關于成份貨幣進入SDR的條件，使人民幣在“部分可兌換”的情況下進入SDR。改變主要是針對第二項選擇標準。理由是，如果外匯本身買賣并不應被無限制鼓勵，如果外匯大規模炒作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制造危機的一大缺陷，滿足外匯投機交易的流動性要求就不應成為進入SDR的條件。把缺陷當作條件來強調，缺陷就改不掉了。如果把以主要承擔貿易方面的支付和適當套利資金的規模來設定SDR成份貨幣的世界流動性規模要求，則符合國際貿易關于均衡匯率貿易支付供求定價的理論結論，而SDR成份貨幣也只要實現部分可兌換就可以充分行使國際貨幣的職能了。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貿易清算結算的方式，實現人民幣的部分可兌換，達到國際貿易支付規模和適當的套利交易規模。

　　除了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貿易清算結算的途徑，還可以考慮的途徑是，進一步擴大香港的人民幣債券市場，允許更多內地公司和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到香港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并推動債券二級市場的交易；或者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在香港掛牌，嘗試未來H股和紅籌股可轉換成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在香港交易；未來上海推出“國際板”以人民幣計價和交易，所有參與國際板的國際金融機構必須是人民幣持有人，這些做法都能增加人民幣的海外需求，擴大人民幣的海外交易規模，增加人民幣的海外流動性，補充人民幣因只能部分可兌換而帶來的海外流動性不足，以滿足進入SDR的指標。筆者真切希望，我們能以規則的改變作為人民幣進入SDR的切入口，而不是接軌現有國際貨幣體系下的不合理規則。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推動SDR進入機制的改革，既是人民幣進入SDR的需要，也是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推動。如果說人民幣國際化就是為了應對 “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對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那么改革進入SDR的規則，就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跨出的第一步。如果IMF五年一次貨幣籃子調整的規則不變，人民幣進入SDR的貨幣籃子最早或將在2014年實現。所以，我們不能不抓緊改變IMF規則的進程。

　　（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