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

　　金融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在中國已經至少被提出20年有余的時間，卻始終沒有邁出實質性步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僅在于體制、法律、人才、市場環境等這些國內方面的問題，更主要的原因是開放的國際條件始終不好。

　　發達國家“減赤”過程漫長

　　1998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不到十年后又爆發更大規模的全球金融危機，而且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世界邊緣國家轉向中心國家。次貸危機的特點也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相同，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是在生產過剩背景下爆發的危機，但此次危機卻是在生產不足背景下爆發的危機，或者說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因為實物產品收支“黑字”過大所發生的危機，而今天的危機卻是因為實物產品收支“赤字”過大所發生的危機，正是因為實物產品收支的赤字性不平衡，才引起貿易收支、財政收支、資產負債表等一系列價值形態的不平衡。

　　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能夠以比發達國家更低的成本生產實物產品，就使發達國家希望糾正實物收支不平衡，從而走出危機的道路，相比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更加艱難與漫長，并且也導致傳統的對付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辦法大多失效，沿用傳統辦法只會加大生產不足矛盾，加大國際收支赤字。

　　隨著中國重工業產品生產與出口能力的不斷提升，發達國家的重工業也會出現萎縮，實物收支赤字還有更加擴大的傾向，從而使導致這場危機的根源不是在消弭，反而會擴大。其標志性的事件是，去年中國的汽車出口首次突破百萬輛，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也正在從資源類產業，轉向發達國家的重工生產能力。

　　由于實物產品收支長期難以取得平衡，財政赤字擴張能力也已耗盡，反而必須走向“減赤”過程，這就迫使發達國家為了平衡實物收支赤字，只能依靠增加貨幣發行的辦法來維持貿易逆差。同時為了擺脫金融市場危機與經濟危機，利率也只能長期保持在極低水平，在這樣的前景下，必然會導致更大的資產泡沫和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國際貨幣關系的紊亂，從而在未來醞釀出一波又一波更加嚴重的世界性金融與貨幣危機。在這樣的長期背景下，中國如果邁出開放資本市場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經濟很可能是未受其惠，先受其害。

　　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如美元、歐元與日元，其國際地位的確在金融危機中被嚴重削弱。而中國隨著經濟規模走向世界頂峰，人民幣也必然會逐步替代美元的地位，成為世界核心貨幣。但是，這個過程將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從美元與英鎊的交替看，美國是在1892年工業規模超過英國，一戰前GDP規模超過英國，但是直到二戰后美元才接替英鎊的世界貨幣地位，其間經歷幾十年時間。中國工業規模2009年超過美國，GDP規模可能在2016年左右超過美國。從歷史經驗看，人民幣接替美元的國際地位，可能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

　　由于在生產不足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形態，迫使發達國家更加依賴貨幣發行來維持貿易平衡，所以至少在未來10至15年內，人民幣由于國際化形成對美元的挑戰，將不僅是在挑戰美元的地位，也是在挑戰歐元、日元和英鎊的地位，這就會使人民幣以及中國成為所有主要發達國家的敵人，從而陷入國際戰略被動。反之，如果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較慢，發達國家為了爭奪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實物產品輸出，為爭奪貨幣霸權的斗爭就會更激烈。如果發達國家之間陷入激烈爭斗，中國的地位就會更加主動和超然，有利于謀取更多國際利益。

　　城市化面臨巨額資金需求

　　在未來一個時期加快中國資本市場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也將使中國獲得巨大利益。首先，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戰略是城市化，但城市化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根據測算，新世紀以來，中國每增加一個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投資超過50萬元，而根據有關方面對農民市民化的社保資金需求測算，人均也需要10萬元。到2030年，如果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85%，按屆時中國人口14.5億計算，未來20年有8億農民進城，相應所需要的資金投入將高達400至500萬億元。在初始階段，如果不解決龐大的啟動資金來源，城市化戰略就很難落到實處。反之，啟動資金越多、越雄厚，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就越快，而國際經濟大格局的變換，正在形成促使國際資本大規模向中國流動的條件。

　　過去20年，中國用對外開放成功地解決了農村人口工業化的問題。而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怎樣解決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問題，國外農村人口工業化與城市化本來是同一個過程，但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戰略與政策，卻硬性地分開了這兩個過程，由此導致經濟大結構的嚴重扭曲。這種結構扭曲雖然加快了農村人口工業化的過程，但卻留下了嚴重的城市化欠賬，其嚴重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由于存在著龐大的農村低收入人口，而造成內需嚴重不足，使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需。而要使中國經濟的大結構轉入正常，還得依賴大規模資金投入才能補上城市化的欠賬。

　　次貸危機以來，美日歐等國家都已經走入“無限量版QE”境地，由于其經濟可能長期走不出這場危機，因此所投放的貨幣以及所形成的貨幣資本，將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在國內停留。而流出的方向，首選地應該是中國，因為在未來20年，只有中國在城市化內需強烈拉動下，才有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的能力。發達國家目前每年的廣義貨幣投放速度都在3萬億美元，上百萬億美元的存量資本很可能大規模流向中國，如果中國能爭取到10萬億美元，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中國城市化所需要的巨額資金需求。

　　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開放資本市場，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國際化金融市場所需要的人才和法律環境也不完善，因此目前在國內還沒有能夠容納數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池，從而有可能喪失這個寶貴的國際機遇，這就突出了加快開放資本市場與人民幣國際步伐的要求。

　　另一方面，龐大的國際資本為了逃避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危機，也為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即使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市場，其中一部分資本依然還會進入中國。由于這些國際資本向中國滲透的渠道不透明，這也大幅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難度，也嚴重干擾了中國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果。在過去的十年間，已經大約有一半的新增外匯儲備，不能用正常流入渠道來解釋。顯而易見，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深化，大量國際資本要求流入中國的背景下，中國資本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越慢，監管資本流動與有效實施宏觀調控的難度也就越會增加。

　　再者，由于中國是制造業大國，資源需求高度依賴海外。而隨著傳統工業化資源的逐漸稀缺，加上國際金融資本的炒作，使國際資源價格不斷大幅上漲。新世紀以來，中國初級產品進口比重從19%提升到35%，平均每年提升1個多百分點，在這一背景下，資源進口可能成為中國轉向貿易逆差國的主要推力，而資本市場的開放，正是通過引進國際資本來平衡國際收支的有效手段。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在開放資本市場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中國實際上是處于“兩難困境”，但久拖不決顯然不是辦法，因為矛盾并不會隨著時間拉長而消失，反而會增加，真正會消失的是重要的國際機遇，那么就需要尋找新的道路來擺脫這種戰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