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4年到2006年，我國國際收支的主要特征是“雙順差”結構不斷強化。1994年-2006年，我國連續13年出現了經常項目順差，并且順差規模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經常項目順差達到1608億美元和2499億美元。2007年前7個月，僅貿易收支順差就達到1368.2億美元。資本賬戶除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出現過一年逆差外，也都是順差狀態，主要源于直接投資賬戶外資的持續不斷流入，2006年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100億美元。

　　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和對外資吸引力的增強，但持續的“雙順差”背后隱藏的是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和挑戰。

　　第一，貿易收支持續順差使我國成為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焦點，惡化了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并可能成為全球失衡調整的“買單”者

　　目前，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使其成為全球失衡的一極，石油輸出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因持續的貿易順差成為全球失衡的另一極，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占到東亞對美順差的一半以上，使中國不可避免成為全球失衡的焦點。盡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有美國儲蓄投資失衡因素，有東亞產業轉移的因素，有產業分工地位的因素，但是，既然中國是全球失衡的焦點，也被普遍認為是失衡調整的主要責任方之一。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紛紛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并就

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勞工標準、社會責任、出口管理、稅收制度、透明度等等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貿易摩擦也已由產品、企業等微觀層面擴展到政策、體制、行業等宏觀層面，中國國內政策調整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的外部環境的制約。

　　目前，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內在缺陷，美元必須保持經常項目下的貿易赤字，讓其他國家獲得足夠的美元，隨著美元的流出和美國持續的赤字，美元價值就必然受到影響。20世紀80年代，由于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持續惡化而誘發了全球經濟失衡，最終是以廣場協議的簽署和美元貶值得到解決，日本為失衡的調整付出了代價。而這次失衡的調整，最終還是要以東亞國家(主要是中國)的貨幣升值和美元的貶值來實現，這似乎是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安排下的無二選擇。擁有高額外匯儲備的東亞國家可能不得不成為最后的“買單者”。

　　第二，經濟對外需外資的依賴以及國內資源的偏向性流動，導致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內資經濟和外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國際收支失衡是我國長期奉行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的結果。長期以來，我國通過穩定匯率的匯率政策，出口退稅、對進口中間產品進行關稅減免等貿易政策以及差別化優惠待遇的外資政策，引導國內資源向出口部門和外資經濟偏向性流動�？鐕�公司抓住中國低估要素價格、實施優惠政策的有利時機，加快了國際制造業向中國的產業轉移，促進了國內大進大出貿易結構的形成和出口導向型產業的發展，也導致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內資經濟和外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對于這種建立在資產存量結構基礎上的供給端的不平衡，調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導向性政策調整后，仍然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

　　第三，雙順差意味著對實際資源的讓度，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貿易增長方式以及體制和結構問題更為堪憂

　　一個國家只要存在貿易順差，意味著該國的總產出大于總需求，也意味著存在儲蓄剩余(或凈儲蓄)，經濟在對外國借出資源。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長期順差，表明我國在存在儲蓄剩余的情況下，不斷地向國外借出實際資源，同時大量向國外輸出資本。

　　造成國內投資小于儲蓄和國內需求不足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包括制度因素(如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體制改革影響人們的支出預期)、收入分配因素、投融資體制不完善等因素。但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產業結構、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以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分工地位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粗放型的經濟和貿易增長方式，使得高投資沒有帶來高收益、高產出沒有帶來高收入、高增長沒有帶來高福利，內需擴大缺乏現實的經濟條件和基礎。在存在儲蓄剩余(或凈儲蓄)和大量外匯儲備(即官方資本流出)的情況下，我國資本項目持續順差和大量資本流入的狀況也映射出國內儲蓄轉化投資的渠道不暢、民間資本成長緩慢、企業對外投資能力不足、經濟對外資的依賴過大等體制和結構問題。這些體制和結構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

　　第四，外匯儲備持續累積，導致流動性過剩，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

　　國際收支長期失衡造成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累積。199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只有212億美元，到2000年底迅速增加到1656億美元。進入新世紀以來外匯儲備增長進一步加快，2006年底達到10663億美元而居全球第一，2007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13326億美元。

　　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從而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2006年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已經達到108.49%，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2001、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2005年甚至超過200%。

　　外匯占款的增加對我國基礎貨幣進而貨幣供給造成的壓力不斷增大。央行采取了包括回收再貸款、發行央行票據等方式在內的對沖操作。2007年3月末，央行票據余額達3.9萬億元。盡管通過發行票據可以暫時減少過多的流動性，但是短期票據畢竟無法應對外匯占款的持續增加。用臨時性的操作方法來應對長期性的流動變化只能是權宜之計。中央銀行票據均為一年期及以下的短期票據，當票據到期時，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就會被動增加，中央銀行又不得不再次發行票據。所以，這種方法無法從根本上收縮由外匯占款增加而導致的基礎貨幣增加，只是造成貨幣存量和通貨膨脹壓力的累積。

　　流動性過剩還造成資產價格的上漲，但針對國內出現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在存在貨幣升值預期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很難有所作為。理論上，加息雖然可以增加投資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機會成本，抑制投資，但是卻降低了熱錢的投機成本，可能導致更多的套利資本流入，進一步加重國際收支失衡，并導致流動性新一輪增加。

　　第五，國外私人和股權資本的持續流入與國內官方和債權資本的持續流出，不僅造成了我國國際投資的低收益，而且犧牲了對經濟的控制權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經常項目順差的持續累積，使我國成為凈債權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2006年5月25日首次公布的國際投資頭寸表，2005年末，我國對外金融凈資產2875億美元。但是，中國的債權國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債權國”，而不是主動性的“私人債權國”。

　　從我國資本流出的結構來看，官方資本流出占主導地位。對我國來說，高額的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匯率目標而被動干預的結果，儲備資產的投資也并非積極的投資行為，主要購買美國國債和企業債券，面臨著兩大風險：一是違約風險，二是由于價格變化或匯率的調整而產生真實價值損失的風險，即借款國通貨膨脹必然使債權國受到購買力下降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或美元貶值也帶來很大的資產損失。

　　從我國資本流入結構看，來華直接投資占據主導地位。由于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是以美元計值，按匯率折成人民幣投資購買人民幣標價的資產，一旦人民幣匯率升值或美元貶值，這部分人民幣資產的美元價值會隨著人民幣升值而提高。

　　此外，由于國際收支長期失衡造成國際投資頭寸中不對稱的資產和負債結構：為流入資本(負債)支付的是比較高的股權收益，而流出資本(資產)獲得的債權收益較低，兩相比較必然使我國成為低收益、長期甚至可能成為負收益的債權國。而且，用大量的來華直接投資“置換”債務性的對外投資，實際上表明我國不能有效利用國外資源，也犧牲了一部分對經濟的控制權。

　　來自：

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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