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定今后兩三年的人民幣匯率水平

　　人民幣匯率問題是關系我國目前經濟內外平衡的重大問題。人民幣到底升值多少合適，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模型與文章，結論不盡相同。究其原因，有假設條件與參數的不同，也有研究者出發點與視角的不同。從理論上講，能夠尋找到充分體現市場均衡的人民幣匯率水平，但是，這是以具有充分的外匯供給與需求的市場條件為假設前提的。因此，在我國人民幣資本項下未完全開放的條件下，要尋找在一定時期內正確、合理的匯率水平，是一件較困難的事。在此情況下，要決策較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綜合考慮：

　　一是從我國經濟的可接受能力考慮。從維持我國今后兩三年內可接受的GDP、就業的最低增長水平和資源約束等宏觀經濟目標出發，研究、匯總各部門、各行業在人民幣升值幅度不等水平下（如繼續每年升值2.5％、3.5％、5％）的反應，在此基礎上提出今后一個時期內宏觀經濟可接受的、較合理的匯率水平。同時，以經濟模型計算結果作參考。

　　二是從我國目前仍能維持的對沖與調控能力考慮。中國經濟"人口紅利"的比較優勢，是我國過去持續高速增長并躋身經濟實力世界第四位的基礎，也是我國往后一段時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重大機遇。貿易順差多，賺取外匯多，同時抓緊時間用好外匯，提高國家競爭力，本是發展中國家夢寐以求的事，但是，如果一國內部的制度安排與宏觀調控能力跟不上，往往造成外匯多則本幣供應多的情形，極易引發通貨膨脹及經濟的不穩定，即經濟的對外失衡表現為內部失衡。這是人民幣匯率為什么要升值的首要考慮。但是，到底升值多少為宜，升值行為何時結束，取決于結構調整的速度和貨幣調控能力。這里，重要的又是貨幣調控能力。因為結構調整的速度不可能太快。所以短期內我們必須回答：對沖與調控的能力空間還有多大？還能維持多長的時間？然后根據測算，提出人民幣升值幅度的"漸進性"階段目標。

　　三是從我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博弈"能力考慮。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近7％。而且，解決匯率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這幾乎已成為世界上有識之士的共識。但是美國一些國會議員仍出于政治性訴求，不斷鼓噪人民幣因大幅升值，在國際社會上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當前保持中美兩國經濟的良好合作，既是美國及世界經濟的需要，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鑒于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我們既要設法繼續維護中美經濟的良好合作勢頭，抓住歷史賦予中國的機遇，埋頭發展經濟，又要防止美國國會可能采取的行動而直接或間接引致中國經濟政策的失誤。為此，在這場博弈中，我們首先要認識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內在需求。我們不能因為有壓力而改革，也不能因為沒有壓力而不改革。解決匯率問題，涉及多方面因素制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應從中國國情需要出發，主動調整外貿、稅收、內需政策，加強外匯管理及推行"走出去"戰略。同時，要善于運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我們持有的四千多億美元美國政府債券是博弈的有力籌碼。在已經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格局下，用好此籌碼的基本出發點仍是維持世界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同時可按照國際市場上的游戲規則，擇機調整外匯投資的策略、力度和方向，以掌握中美政府間合作、談判的主動權，以此為基礎，給仔細斟酌今后幾年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提供了余地。我認為，在"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應始終保持微弱升值的壓力，實施"以我為主"的金融開放戰略。

　　當前的著力點是要打破市場上

　　可測算的升值預期

　　近兩年來，人民幣匯率較均幅的、緩慢的爬升，使市場上形成了強烈的、可預測的升值幅度預期。因此，熱錢流入壓力不斷增強，給控制股票、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以及調控偏熱的經濟，帶來很大的困難。這也是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宏觀經濟可能將一直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因此，打破市場上強烈的、幾乎可測算的預期，至關重要。

　　如何打破這種預期呢？目前，若全面答應美國議員對人民幣升值40％或27％的鼓噪，將對中美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傷害。若根據中國今后兩三年內經濟內外平衡的需求，我國政府再一次較大幅度地進行出其不意的調整，將匯率水平一次性直接調到我們認為較合理的水平，將有失中國政府的公信力，也可能引發美國議員得寸進尺。若仍是堅持人民幣小幅、均幅、緩慢的升值，客觀上會給國際市場進一步造成強烈的、可測算的升值預期，其結果將給我國宏觀調控帶來很大的被動。因此，我們應采取的較合適的策略是，根據我國政府內部測算的今后兩三年內人民幣匯率的較合理水平，在匯率升值的頻率與幅度上，以時密時疏、疏密不均，時高時低、高低不均的方式進行調整，以打破市場上的可測算預期，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將匯率調整到在今后一個時期內能夠保持的相對合理的水平。

　　來自：中國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