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2％，為8.11∶1。此后，人民幣兌美元每天在3‰的范圍內浮動。2007年5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3‰擴大至5‰。至2007年7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5697∶1，兩年來人民幣累計升值6.66％。7月26日，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通過一項法案，為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實施懲罰性措施打開大門。此前，美國國內一些公司和議員認為中國低估了人民幣價值，從而在中美貿易中贏得有利地位。

　　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國內的

宏觀調控也在逐漸加碼。匯改、加息以及其他持續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使我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改變。處于變化中的企業和人們，面對已經改變或即將改變的生存環境，會有怎樣的選擇？

　　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國內外各界所關注的焦點，圍繞人民幣升值展開的論爭，早已超出了學術研究和經濟金融領域，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戰場�；仡櫄v史，自從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人民幣以來，幾十年間人民幣匯率制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只有立足于歷史，并認清現在，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方向。

　　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安排經歷了四個主要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前。其中在1950年～1952年間，人民幣匯率主要依據物價水平對比而確定；1953年～1978年間，人民幣匯率以維持穩定為政策原則，但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浮動更頻繁并呈升值勢頭。在此階段，由于是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雖然人民幣匯率被嚴重高估，但其負面影響并未表現出來。

　　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后直到1994年。其中在1979年～1984年是官方匯率與內部結算價并存的、典型的“匯率雙軌制”；1985年～1987年間，恢復單一匯率，出現間歇的較大貶值；1988年外匯調劑中心經試點后全國推行，事實上的匯率雙軌制再現；1991年開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小幅貶值經常出現。

　　第三階段是1994年～2004年。1994年開始進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初步形成與美元掛鉤的穩定匯率，同時實行銀行結售匯，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1996年底放開經常項目可兌換，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資本項目管制開始放松，這些措施都促進了人民幣內在活力的增強。

　　第四階段是2005年至今，即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此階段，人民幣匯率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緩釋升值壓力，淡化匯率引發的外部矛盾，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市場化、國際化改革奠定基礎。

　　人民幣的匯率變化，直到1997年之后才被國際舞臺所關注。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一度以高而穩定的人民幣匯率為國力強勁的體現，在外貿和外匯儲備幾乎為零的情況下，頗有幾分自娛自樂的味道。進入改革開放初期，貫穿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理念同樣吸引了我們，“出口導向”的重商主義思想成為主流，人民幣貶值一度成為常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人民幣面臨的主要是貶值壓力。正是由于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使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沒有進一步擴大，中國也因此成為當時許多國家所稱頌的對象。進入21世紀，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貿易實力的迅速發展，外匯儲備進入高速積累時期，人民幣升值壓力也逐漸體現出來。在全球貿易結構失衡嚴重的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把責任歸罪于人民幣。2003年2月，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讓人民幣升值。一場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博弈一直延續至今。

　　近年來，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經濟的影響非常深遠，總體判斷應該是利大于弊。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斷創出新高，而且繼續升值的趨勢非常明顯。此外，比起人民幣對單一貨幣中間價，有效匯率能夠更真實地反映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情況。自匯改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呈現“有升有降”的情況，但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數據測算，匯改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4.41％，保持了對一籃子貨幣的升值傾向。

　　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一國貨幣的升值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出口下降，降低通貨膨脹，但對處于發展和轉軌過程中的中國來說，情況則更加復雜。

　　首先，人民幣升值增加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當前為了應對流動性過剩，央行主要采用了發行票據、正回購等手段，使公開市場操作成為對沖外匯占款的被動工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主動性受到很大的質疑和挑戰。而人民幣大幅升值，會使中國的國際收支失衡變得更加嚴重，導致貨幣政策操作更加被動，這使貨幣政策往往處于兩難境地。

　　其次，升值對不同行業和企業產生復雜的影響。其中，對于產品銷售類企業，如果產品價格以人民幣結算、原材料從境外采購(如造紙、汽車和機械設備行業)，其生產成本因人民幣升值而下降，從而提升企業利潤；如果產品價格以外幣結算、原材料從境外采購(如石油、石化、紡織和鋼鐵行業)，要看采購成本下降能否彌補因產品價格下降造成的損失；如果產品價格以外幣結算、原材料從境內采購(如醫藥、家電、化工和有色金屬行業)，其負面影響最大。對于非貿易部門的企業(如房地產、交通、電力等部門)，由于以人民幣計價資產，人民幣升值會推動外資流入和資產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受益。

　　從另外角度來看，匯改之后，應對匯率波動風險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也間接增加了企業財務成本。對金融業來說，對國內銀行的實際影響有限，但對其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種金融工具減少市場風險，應當成為各銀行的共識。而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會推動資本市場的擴張，同時也會產生潛在的泡沫風險。

　　再者，人民幣升值對于經濟結構調整和“走出去”戰略有深遠的影響。我國這些年出口雖然增加很快，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在國際上還有著較大的差距，借助人民幣升值將會促進企業直面挑戰和壓力，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和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最終提高我國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同時，人民幣升值，將引導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投資，這能夠緩解大量外匯儲備的壓力，同時將大大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人民幣升值會對居民行為產生各種影響�？梢钥吹剑�升值等因素對居民儲蓄心理和行為已經產生了一定影響，不少人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儲蓄意愿被再次激發。但由于總體上居民擁有的外幣資產數量較少，這種影響還是有限的。而升值對國內居民目前的非金融資產價值(如房子、黃金、收藏等)，直接影響不大。

　　值得關注的是，人民幣升值對老百姓的最直接收益，就是內地居民國際購買力的提高(如出國

留學、就醫、旅游等)，同時也對國內物價水平有一定的平抑作用。但總體上，我國居民持有外幣的投資動機比消費動機強，持有外幣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外匯交易和購買外匯

理財產品。

　　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人民幣升值問題將成為中國國際戰略的核心。必須認清的是，人民幣升值符合國家長遠利益，其直接目標是形成合理的人民幣定價機制，以及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最終目標則是建立與經濟大國地位相應的強勢貨幣體系。一方面，近年來伴隨匯率改革而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反映了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對人民幣價值的低估。不管這種低估是體制還是經濟貿易結構所造成的，事實上的人民幣升值都是合理的貨幣價值回歸。另一方面，只有擁有強勢貨幣體系，大型經濟體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國際戰略利益。毋庸置疑，美國的全球優勢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化而鞏固的。而歐洲在意識到這一點后，也圍繞歐元展開了經濟金融一體化，從而謀求國際競爭優勢。在亞洲金融合作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并非權宜之計，而是中國努力實現貨幣國際化、建立國際強勢貨幣的必由之路，這是長期性的戰略導向。

　　來自：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