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是清代有作為的一位君主，在其日理萬機之余，還鑒賞、考證內廷收藏的各類精美書畫和器物。他尤愛古玉，獨鐘痕都斯坦玉器，每當有所感悟便著詩以志。其詠玉詩文不下八百余首，并編入《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有的還以御題之名鐫于玉器的器身或底部。此痕都斯坦玉飲器就是鐫刻乾隆御制詩的一件器詩相符的玉器，有著極其深刻的科學研究和收藏價值。

　　此玉飲器來自痕都斯坦，玉質溫潤瑩澤、純凈無瑕，是一團優質白玉。清人所稱痕都斯坦轉譯自回部(即新疆維吾爾族)伯克等首領所言的“印度國”之名，實即印度莫臥兒帝國，亦譯為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位于今新疆之西北。其玉料可能大多取自今塔什庫爾干的大同玉礦，也不排除葉爾羌、于闐等綠洲國家的通貢和交易。此器造型是七弧曲口的扇貝形，兩側各出一鏤空莨苕科葉耳，底足為盛開的六瓣薝卜花(即梔子花)朵。乾隆御制七言詩共12句84字，款14字，共98字，另有一閑章2字，鐫刻于飲器弧曲的第二道至第六道內壁。此詩句的刻手，據《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清文件》)記載，此時蘇州刻字匠有朱時云，此詩很可能即由朱時云所刻。因受七弧曲貝殼的影響，楷書字體大小參差不勻，排行疏密不均，是采用與所見其它御制詩刻法不同的特殊做法。按照清內廷刻字定額每日刻漢字二個的規定，至少用了49天時間，加上“朗潤”篆體白文閑章，總計用了50天方告完成，也就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完成了這一欽定活計。轉過年，即乾隆四十年九月，朱時云“因病告假私行潛逃”。此玉飲器可能是朱時云因病告假私行潛逃之前的、也有可能是他已經得病時的作品。這是我們借助《清文件》記載所作的推論，我想收藏家也不會得出不同的見解。不妨我們再以乾隆御制詩與此飲器作一比較：

　　飲器《清高宗御制詩四集》

　　一.此飲器的造型七弧曲貝殼形，雙莨苕耳，薝卜花足，飲器充滿伊斯蘭風趣。制為飲器佐閜碗，形異梓人載《周禮》;半匡芰荷葉翻上，一朵薝卜花承底;又如老蚌擘方諸，映月分明欲生水。

　　二.工藝水平與特點莫臥兒玉工，工藝精湛，碾琢巧妙，器胎較薄，拋光潤澤，屬于薄胎玉器。西昆玉工巧無比，水磨磨玉薄如紙;撫不知痕視知痕，何以措思何運指。

　　三. 御制詩字體排列無題，字為楷體，白文。行3字與行10字相間排刻，有時出現3、10、10的排法，共14行，84字，款2行，14字，共98字。另有“朗潤”篆書白文閑章。“暎”字與“映”字同。有題，文84字，另附“去聲”、“平聲”二注，共88字，加上題8字，計96字。仿細明體，無款印。

　　上述形飾、文字及其工藝特點之比較說明，飲器與御制詩幾乎完全相符。器與詩渾然一體又互為熔融、互為補充，這是難能可貴的，尤為可貴的是《御制詩文全集》沒有款印，只知年頭，不知其具體月日，這由飲器刻文可補。此詩成于“乾隆甲午仲春上澣”，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上旬(初一至初十日)。另有“朗潤”篆體白文閑章，也多少留下翰林奉命謄寫御制詩時，由題、詩、款印組成的完整的紙本原貌。此飲器御制詩刻字并無詩題但在《御制詩文全集》卷十八之十四(十五頁)有詩題“題痕都斯坦玉飲器”，此題也就是乾隆帝為此器所定的名稱，即“痕都斯坦玉飲器”，這一器物的名稱確實非常確切恰當。已如前述，“痕都斯坦”是清廷對莫臥兒帝國的維吾爾族稱謂的漢譯，還有“溫都斯坦”、“痕奴斯坦”兩種譯法。乾隆說過“痕都天竺藩”，是基本正確的，但清代史料中從未見過“莫臥兒”一詞可能莫臥兒帝國的大名并未通過“回部”(即今維吾爾族)傳入內廷，更未傳至乾隆帝耳中。玉飲器的定名指明其用途為飲水或葡萄酒、露酒等的器皿，乾隆帝在詩中也點明此飲器好像“閜碗”，即大杯之意，類似大杯之碗。這是他個人按清人傳統觀念的理解，作為此飲器的名稱并不恰當它是“痕都斯坦”，也就是“西昆玉工”所制，判斷其用途而起用了“飲器”這一名稱，“飲器”見于《周禮》“梓人為飲器”，梓人是“攻木之工” 也就是木工、木匠之屬。梓人制飲器應以木鑿旋，此飲器是以玉碾琢，不是木器，乾隆帝借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所制之飲器而命名此器。此飲器以《周禮》為據，確與此器功能相吻合。我國包括清人在內的文人，在界定古書畫、古器物名稱時都不忘引經據典，證之有據，言之成理。這種典籍與器物相結合的命名方法已被我們現代收藏家甚至文物考古等領域的專家所擯棄，或者壓根就不知古人有此傳統定名法。這就是此玉飲器上的乾隆御制詩文給我們的啟迪，這對收藏家和文物研究家來說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