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學者，他以研究歷史、哲學而聞名，同時，又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在自由主義的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學術地位。不但如此，胡適在文獻考證與歷史研究上還有精深的造詣和重要的貢獻。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對古代文獻尤其是晚年對《水經注》的考證，可以說，填補了《水經注》考證和校釋的空白。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胡適是兼攝中西、包容古今、對中學西學皆有所長的學者。

　　胡適一生以學術為伴，又是報人，還服膺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早年曾任國民黨駐美大使，晚年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是個不折不扣的“書生論政”的典型。他的一生是學術的一生，也是政治的一生，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學術和政治。這是胡適作為一個傳統中國文人和現代中國文人的典型特征和宿命。歷史、政治與學術所賦予他的多重使命，也使他承擔了太多的歷史重荷，從而使其思想構成與人格構成極具復雜性，他的一生，是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的典型表征。

　　胡適坎坷、曲折的一生，實際上是中國現代文人的一種縮影。在胡適身上，我們能夠尋找到處于社會劇烈變革時期，一個中國文人的全部思想脈絡及人生軌跡。

　　從胡適的人生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在很年輕的時候即接受西學教育，留學西洋，師從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先生，從而獲得了系統的西學研究法。因此，有很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典型的“西化派”。在文化保守主義的“挑釁”下，胡適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被攻擊、被打倒的對象，以至于解放后，在“批判胡風浪潮”中，胡適也被作為了反動的標靶而被批判被攻擊。其實，很多人都被現實的表象所迷惑，陷入了歷史的迷障。事實上，胡適本身就是一個中西兼容的大家，他的學術研究思路，既有對傳統經典文獻的考證和注疏，也有對西方哲學、政治學思想的系統研究。所以，無論說他是文化激進派也好，還是說他是文化保守派也好，都是有失公允的。

　　胡適的內心其實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這種矛盾和痛苦體現在他的政治信仰與政治抉擇的錯位與膠結之中。他的政治信仰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然而其政治抉擇卻是依賴于蔣介石的專制政府，所以，他痛苦地將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嫁接于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上，并企圖用自己的憲政民主思想來改造這個專制而腐朽的統治，然而，卻往往事與愿違。他一方面想真正進入體制，但另一方面，他又進入不了體制，想極力地超越，這種進入與超越的矛盾，綜合地體現在其遺留下來的《胡適文存》及《胡適手稿》中了。因而，從這個角度，我們說，胡適的書法是對沉重政治現實的超越與解脫，他的書法線條中，沒有一絲沉重的東西，這與他的學術研究似乎恰恰相反。或許，他的書法審美觀，恰恰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他在自己的書法創作中，極力地追求內心的舒緩、超脫與釋然，追求個體的自由與放達，這些都是在現實的政治社會中難以實現的。既然不能在現實政治社會中實現，那么，便只好以藝術的形式在書法線條中實現。這便是我們解讀胡適書法的意義所在。

　　因此，從這點來說，胡適的一生是沉重的，而書法卻并不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它更多的是具有審美功能和愉悅功能，它的審美愉悅性大于批判性和反思性，因此，對于胡適來說，書法與學術似乎是一對矛盾。前者對他來說，完全是一種遣興和釋放，而后者于他來說，則完全是一種歷史重荷。但是，我們從胡適所遺留下來的筆跡當中可以看到，胡適的書法并沒有他的學術和文章那樣沉重，而是充滿了清新、雅逸和空靈，充滿了如釋重負般的風流神采。相比于他的學術和人生，我覺得談論胡適的書法，不免是一個異常輕松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