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嶄新的經營規則，給李杰帶來了不少新客源，來上海購物的江浙商人必然到恒隆，而李杰的店也成為他們常來之地。一個浙江的地產商纏住了李杰，非要購買他的非賣品“三寸金蓮”，“來了3次了，買了很多東西回去，但是還嫌不夠”。之所以將一些作品定為非賣品，“是因為我想攢100件大師作品，到年紀大了，在自己的博韞堂里開設一個私人博物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非賣品越多，“越能挑起胃口。我經常告訴客人們，這件作品材料多少，工費多少，你看著給”。他覺得這種表面誠懇的說法，使自己更具備“欺騙性”。除了來店的客人之外，他廣闊的朋友關系資源也給店里帶來了大量生意，“全都是現在活躍在生意場上的，對高檔禮品有大量需求，光這項銷售的收入，就能撐起一年幾百萬元的房租”。

　　得力西的老總開始還覺得他藏玉藏得不對，現在看見他的生意，也承認他的聰明，“常常和我說，你辦集團不如我，做奢侈品我不如你”。

　　李杰在作品制造上也開始尋找控制空間，好的原料，“我只找大師雕刻”。2005年初，他在新疆搜羅來一塊開價104萬元的子玉料，找上海以“雕刻觀音”著稱的大師于涇雕刻，整整花費了一年的時間才完工，這件作品參加了當年的“天工獎”并獲得金獎——對于很多舍不得購買昂貴原料的大師而言，幫李杰雕刻成為他們的一種選擇。“我在看料上越來越厲害。”他得意地說，甚至在以往不流行賭石的和田玉市場上他也開始賭博，“和玉商賭3刀，3刀下去不見玉，他賠償給我3萬元”。

　　種種新規則的制定，使李杰在上海的玉界成為爭議人物，但是他滿不在乎，“我是靠資本和眼光來改變以往經營規則的，沒什么不對的地方”。

　　用藝術改變規則

　　崔磊覺得，和田玉市場不能光靠資金的進入來解決問題，“我寧愿在藝術感覺上下功夫”。他同樣打破了若干市場規則，他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會安于給商人們加工，一年賺幾百萬元過日子。性格特征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他在手機上掛的假子玉料，“買了假料還敢于掛出來的，我是頭一個，就是用來和后面的原料提供商說，你們的假料能假過我這塊嗎？”

　　崔磊是天津人，1992年去上海學習玉雕，現在是年輕一代中最出眾的一個，許多作品得過“天工獎”。“我最希望的是，不要按照商人的定貨要求來雕刻，而是反過來給他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去崔磊的青藤玉舍買玉的基本上是大商人，“我不會先讓他們看作品，而是問他們玩了幾年，對作品有什么要求”。甚至在購買前，崔磊會動員他們先去上海的各家商店轉一圈，讓他們先明白什么是一般的貨色，什么是精品。“我總是對他們說，有錢是基礎，有眼界才能玩玉。我把我們的玉舍工作全部透明化，就是告訴他們，我們這里的東西都是獨此一件的。”不僅把加工透明，也把原料價格透明，這點上他和李杰相同，不同的是，他是想讓買家看見“工”的費勁，增加加工的價值。“我們一件3萬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現在有人出30多萬元我還不肯出售，就是因為加工工藝非常獨特。”

　　琢玉行當的十幾個大師基本都是上海人，但是后繼乏人，像崔磊他們這代沒有上海人，“多數從業人員是外來農民工”。前些年流行什么，他們就雕刻什么，“所以加工費永遠是那么點，也因此才使囤積子玉料的風氣流行”。崔磊最想改變的就是這點，他的工作室招收了一批美術學院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基礎很好，懂設計，半年下來的活頂得上那些玉工兩三年的活”。而崔磊的青藤玉舍也不再奉行“自己為大”的政策，“誰的作品好，就署上誰的名”。他告訴他的大學生們，他們的方向是自己的合伙人，而不是自己的伙計。

　　那件3萬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叫“神曲”，不是一塊整料，“一般的加工工藝都會掩飾這點，可是我們還突出了這點，所有的地方都加以直線和三角，也和那些圓潤造型不同”。一般的佛像會突出蓮花寶座，“我們恰恰取消，讓佛像有種騰空的感覺”。這件作品一出臺，就圍繞它形成兩種極其對立的意見，最后得了上海“神工獎”的特別金獎。“玉雕行業太奉行傳統至上，又太強調師徒傳承了，如果這樣下去，我們只能生產一些沒有創造力的作品。”

　　崔磊最討厭的是玉雕界的抱怨，雕刻者總喜歡說自己的作品創造更復雜，難度要超越美術界，可是畫家們一張畫的價格就超過了他們花費幾個月時間的雕刻費。崔磊說:“這種抱怨是沒價值的，你要讓玉雕的工藝升值，必須拿出新的東西，必須有自己的創造力，真到了美術大師的修養再來抱怨吧。”他認為只有有價值的東西，市場上才會支付更多的報酬，“別以為現在10多萬元雕刻一件作品就很多了，真正有價值的作品不止于此”。

　　在他看來，手藝的升值才是真正的升值，“囤積無數石頭的人，永遠是末流的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