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呢，民間基金會談不上，純粹民間的文藝機構根本沒有。政府弄文化是為了政績，資金和資源不外乎官商兩家合伙運行，早已成了模式。藝術學院談不上教育，但權力運作空前奏效。沒有哪個國家有像我們這么龐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機構，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這些機構確實起作用——人家是人做事情，我們是事情養(yǎng)人，他們是很忙，國家的倉庫將堆滿藝術品，然后列入行政報告：啊！聽著！百分之多少多少……有根有據(jù)。這是在提升文化嗎？社會因此更有文化嗎？但它必須運轉，千萬人靠它吃飯。別問品質，要看數(shù)字，論數(shù)字，中國文藝界人口世界第一。

　　真的文藝標準，不吱聲的

　　南方周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中國人的藝術判斷標準呢？

　　陳丹青：“判斷”和“標準”不同。“標準”常被假定是靜態(tài)的，永恒的，但美術史其實是更換標準的歷史。“判斷”是動態(tài)的，跟著活的情況走。30年來的美術，包括各種文藝，重要的不是尋找標準，而是釋放活力，跟經(jīng)濟和社會領域一樣。你在乎標準，你就動不了。但如何判斷目前發(fā)生的狀況？

　　譬如當代藝術兩年前因紐約拍賣帶動，驟然成為市場重頭戲，價位跳級躥升。相對寫實的體制內作品迅速落差，甚至邊緣，而長期邊緣的當代藝術處境被大幅度改寫，改寫的影響力來自境外。這一天遲早會來，但大家還是苦于如何反應，如何判斷。其實當代藝術十多年來一直被境外“認領”。香港、新加坡，是一組收藏群體，歐美另有收藏散戶，其中瑞士的西客、比利時的尤侖斯是兩大藏家，收藏品數(shù)千件，可以開小型美術館。問題是他們并非僅僅關注前衛(wèi)藝術，還包括“文革”前后作品。陳衍寧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nóng)村》，西客花上千萬元拍走——聯(lián)想到諾貝爾獎，威尼斯、柏林、戛納電影獎，還有各種雙年展等等來自西方的光束，說明什么呢？我不認為這是所謂“文化殖民”，我也從未指責任何在境外獲獎的作品是取悅洋人——雖然我在紐約長期自甘邊緣，從來沒有試圖招引西方人的目光——藝術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決定。不要忘記，自孫中山到共產(chǎn)黨的一系列革命，真實的“主宰”來自境外，蘇聯(lián)，日本，或者美國……再問一次：說明什么呢？

　　回到藝術圈，拍賣、收藏，都是新事物，與其指望標準，不如搜集平實的資料：境內砸錢買畫的是哪些人？哪類人買哪類作品？為什么買？多少人轉手炒？多少人誠心誠意攢收藏？境內和境外買家差異是什么？為什么有這些差異？至少，拍賣行應有統(tǒng)計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斷？談什么標準？企業(yè)標準歸結為利潤，看數(shù)字。藝術呢？藝術變成數(shù)字，既難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對終審裁決，怎么辦？

　　真的文藝標準，不吱聲的。過去只有一個標準，目前標準錯亂。標準錯亂的壞處是泥沙俱下，好處是新格局破繭而出。體制內過去以意識形態(tài)作標準，現(xiàn)在失靈了，只能以官銜定標準，其實既為利，也是脆弱，因為它不再自信。市場標準則從來是價位，它會上下波動，自我調節(jié)，改革開放就是將一切交給規(guī)律。從人治到法治，從壟斷到市場，即便偽法治、偽市場，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壟斷強……路還長，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眼下的騷動，只是價位忽然成為仲裁者之一。我們認同哪一種仲裁？權力，還是價位？

　　另一種仲裁據(jù)說是“時間”，目前暫時看不到這句話的說服力。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輩至今未被市場確認。大家忘了董希文，多么了不起的藝術家，完全不在市場，他，還有不少前輩被不公正地遺忘、忽略。這在西方不可思議：市場名單有20世紀的畢加索，可是沒有19世紀的馬奈？當年馬奈被沙龍長期拒絕，最后是印象派同志們花兩萬法郎從他遺孀手里買下《奧林匹亞》，抬進盧浮宮。

　　我們沒有畢加索，也沒有馬奈……我們有董希文，但市場鬧這么高，家屬愿意將遺作無償捐給“國家”嗎？眼前的艾未未、蔡國強，“國家”也不會給名分，因為“國家”就意味著那幾個行政干部。現(xiàn)在未未和蔡國強有名是因為你們媒體的關注，他們在藝術上的“注冊”來歷，大家知道，其實是在西方。

　　你問標準，這是誰說了算的問題。如今媒體扮演一部分話語的權威，此外，更強大的事物在支配我們——不完全是權力，也不是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