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重量級文物展覽在香港掀起了中華文明的瞻仰風潮，本報記者前往觀摩采訪，將這些文物攝人心魄的風采注入筆下——

　　覽中華之瑰寶嘆文明之璀璨

　　上周末，在香江兩岸掀起了空前觀賞熱潮的“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在香港人的依依不舍中正式閉展。在40多天的展期里，有17萬市民觀摩了這個難得一見的中華書畫珍品展，一幅《清明上河圖》一時間成為城中熱門話題。學者梁文道指出：一項嚴肅文化展覽受到如此隆重禮遇，激起如此熱烈反響，在香港開埠以來是空前的。

　　“國之重寶”帶來的文化熱效應仍在延續。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后，香港收到了來自祖國內地的多項文化大禮，除“國之重寶”外，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于薈萃120件珍貴出土文物的“中國考古新發現”和揭示神秘古蜀文明的“三星閃爍·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文物展。這三項匯集曠世中華奇珍的文物大展，將中國

　　日前，記者赴港參觀了這些展覽，力圖用自己有限的筆墨，盡可能地將在這個與深圳僅一河之隔的城市里正在上演的文化奇觀全面呈現在讀者眼前。

　　千年墨香今猶沁人心脾

　　曲曲折折地排起百米長隊，只為了在一兩個小時的等待后，用足限定的5分鐘時間去欣賞那幅長不過6米、高不足1尺的古畫。然而，每一位有幸看過的人都不會后悔，這是因為他們所看到的是并非人人有緣一見的國寶——《清明上河圖》。要知道，不算此次赴港展出，自從《清明上河圖》被宋徽宗收入宮中以來，這幅無價名畫僅僅出宮6次。如果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算起，80多年間該畫僅出宮兩次，一次赴遼寧，一次到上海，這次來香港算是第三次。而且，故宮博物院宣布，此展結束后，《清明上河圖》60年內將不再出宮。如此珍稀的機會，難怪有緣得見的香港市民紛紛自嘆有福。

　　《清明上河圖》所領銜的此次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能夠冠以“國之重寶”，絕非徒有虛名。分兩批展出的32件古代書畫精品個個來歷不凡。為保護文物起見，包括《清明上河圖》原作在內的第一批展品在本報記者參觀之前已經撤展，不免有些遺珠之憾。然而即便如此，展現在記者眼前的第二批展品仍然讓我們同行幾人大呼過癮、美不勝收，不僅領略到了先賢藝術的精湛與偉大，而且喚醒了心中無數的情感和記憶。

　　在《清明上河圖》專館中，取代張擇端原作的是明代大書畫家仇英題款的《臨清明上河圖卷》。作為一幅后人摹本，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圖》雖然在意趣、造型等方面不可與原作同日而語，然而，其仿作并沒有拘泥于對原畫的筆筆臨摹，而是大膽地將他所處的明代江南市鎮風貌引入畫作之中，樓房、舟車、人物、服飾皆見明代蘇州的市肆風情，精工刻畫，造形富麗，在這一點上有其獨立的價值，未能見張擇端原作的觀眾可借此作略解其渴。

　　在記者所見的第二批所展書畫中，有三幅作品乃重中之重，不可不提，它們分別是閻立本的《步輦圖》、周文矩的《文苑圖》和王珣的《伯遠帖》。

　　閻立本所作《步輦圖》幾乎是每一本歷史書描述大唐盛世時務必引以為證的圖畫。在不大的畫幅上，雍容威嚴的唐太宗、恭謹嚴肅的吐蕃特使、沉著老練的典禮官，以及誠惶誠恐的翻譯官和纖弱殷勤的抬輦宮女們，每一位都無比傳神地表現出了各自的身份、性格和精神氣質。這幅畫既是高妙的藝術，更是歷史的證物。

　　五代時期的畫家周文矩其名并不如雷貫耳，然而其作《文苑圖》卻頻見于傳統美術教材。畫面上四位文士圍繞松樹似在談詩，有人倚石覓句，有人靠松構思，另兩人則呈坐姿展卷推敲，情態各異，形神俱備，成為那個年代文人宴集酬唱的生動寫照。

　　以前游歷北京故宮，屢聞屢見乾隆“三希堂”之大名，只知是指王珣《伯遠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和王獻之《中秋帖》等三件稀世書帖，萬萬沒有賞鑒真跡的妄想。沒想到這次竟然見到了位列“三希堂”之首的《伯遠帖》�！恫�遠帖》被公認為現今傳世的東晉書法作品中最為可信的墨跡真本，最能保留晉人風神。記者兒時學書就受過“書宗魏晉”的教導，魏晉的法帖向來被當作最好的書法范本。此次見到《伯遠帖》真跡，最大驚訝是它的尺幅竟然是如此之小，僅有一張A4紙大小，區區數十字而已，然而歷代收藏賞閱者的題跋卻是真跡尺幅大小的好幾倍，其中不乏乾隆、董其昌等大家的膜拜喟嘆。帖中，王珣用筆輕松灑脫，筆斷意連，生動自然，渾然一氣，短促的欣賞時間內雖然無法領略其中全部意蘊，然而那縷隱約墨香，穿越千年仍然似乎沁人心脾。

　　在其余展品中，被稱為“米點山水”的米友仁畫作《瀟湘奇觀》、畫如詩境的劉松年《四景山水圖卷》、創意非凡的李嵩《骷髏幻戲圖》和有飛龍在天之勢的陳容《墨龍圖卷》均體現出了不同時代的畫風更迭。而米芾、趙孟頫、蔡襄、黃庭堅、蘇軾等名家的書法各具筆意，宋徽宗奇崛遒逸的瘦金體書法更是在他那幅《閏中秋月詩帖頁》中揮灑出了動人的風采。整個展館不過四五百平方米，卻讓我們沉浸半日，流連忘返。

　　神秘器物閃爍古蜀異彩

　　當全港掀起中華文物熱之時，位置稍顯偏遠的香港文物博物館也不甘人后，他們從四川的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邀來了120多件代表古蜀文明精粹的文物，舉辦了“三星閃爍·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文物展。獨特的展覽定位和充滿神秘氣息的文物同樣吸引了無數觀眾前來觀摩。

　　對于中華古代文明，曾經的主流觀點認為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因此有“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說法，然而隨著考古的新發現，這樣的觀點正在被改變。尤其是近百年來在四川盆地相繼發現的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文化特征自成一系，為考古學家追尋失落的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并支持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論說。此次古蜀文明展覽便可以讓人們品味那消失于三千年前的古蜀國神秘而獨特的文化，形成更加完整的歷史觀。

　　這些展品中包括奇特的大型青銅頭像、青銅面具、金杖、金箔飾物、玉琮、玉環、玉戈、陶器、海貝及卜甲等。這些文物中最引人注目是已經被當作三星堆文化標志的銅縱目面具。它的特征無比鮮明，最突出的就是那對極為夸張的眼球和大耳朵，它的眼睛呈柱狀向外凸。一雙雕有紋飾的耳朵向兩側充分展開，造型雄奇，威嚴四儀，據說是世界上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青銅面具。資料介紹說，凸出的眼睛代表了古人對于眼睛的崇拜，這個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始祖神蠶叢的形象，或是神話傳說中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綜合體。

　　此次展覽的珍貴展品還包括一條金杖。它是古蜀王國最高的政權象征，紋飾圖案非常特別，兩支羽箭分別穿過鳥頸和射入魚的頭部，另有兩個前后對稱的人頭。此外，一組戴金面罩的銅人頭像、宛如太陽形狀的銅太陽形器，都顯示了古蜀國文明對鳥、太陽等自然物體的崇拜。一件件神秘的出土器物閃爍著古蜀文明異彩，把觀眾帶入了那充滿異教氣息的文化年代。

　　曠世奇珍映現中華驕傲

　　如果說“國之重寶”展覽是古人用筆墨在絹紙上留下的平面傳奇，那么目前正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中國考古新發現”展覽則是我們的祖先通過雕刻、冶鑄和燒制等手段營造出來的立體神話。這個展覽分為4個部分：“文明探源”、“王陵風采”、“大唐風韻”和“水下珍寶”，時代跨越了新石器時代至明清年間的5000年歷史，器物包括青銅器、彩俑、漆器、玉器和金銀器，120組展品來自全國9個省份的20多個重要遺址，基本上涵蓋了近20年來中國考古發現的最主要成果。當我徜徉在那些帶著遠古氣息、閃爍著中華民族早期文明光輝的珍品陳列中時，心中反復默念的詞匯只有一個：不可思議！

　　走進館內，最先震撼觀者的不是什么形體雄偉的大型器件，而是一個高不足5公分的玉雕小人。別小看這個小得似乎可以掛在鑰匙鏈上的玉件，看看它的創作年代就足以讓你咋舌——公元前3600年至3300年，距今已有5000多年歷史！在原先的想象中，那個年代似乎還處于刀耕火種、衣不蔽體、使用粗糙石器的生存狀態下，然而，看過這個出土于安徽凌家灘的小玉人，一切陳腐的概念馬上被肅清。這個以淺浮雕技法制成的男子像濃眉大眼，體態比例勻稱，同現今我們中國人的面貌一脈相承。他的雙耳鉆孔，表明曾佩戴耳飾，雙臂各刻有7只手鐲，雙臂彎曲緊貼胸前，似乎在做禱告，證明他已經有了獨立的精神生活。一頂圓圓的帽子、一條斜紋裝飾的腰帶，以及那安詳莊重的神情，都顯示著他已經過著文明的生活。

　　同樣出自凌家灘的還有一條無比精美的玉龍。它狀似紅山文化的那條代表性玉龍，首尾相接，兩角聳起，腦門陰刻皺紋，然而它的龍須、嘴、鱗、爪等各種龍的要素都清晰凸現，其造型和神韻更接近于后人對龍的描繪。無論是玉人還是玉龍，都讓我難以想象5000年前的祖先如何能夠制造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那樣精細、生動而傳神，構圖嚴謹，布局對稱，造型新穎，切、割、鑿、挖、鉆、雕、磨、拋光等技術都運用得恰到好處，顯示出古樸和神秘的美，確實嘆為觀止。

　　在這個匯聚奇珍異寶的展覽中，最令人驚詫的是戰國時代的一具漆羽人，它長著人的上身，卻有著鳥的尾巴和爪子，腿部刻有羽麟，它站在一只鳳鳥頭上，而鳳鳥又立在蟾蜍底座之上，如此奇特的造型在中國文化冊頁中前所未見，體現了后人尚無法猜度的獨特楚國宗教文化。最令人玩味無窮的展品是一組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器上的銘文紛繁復雜，卻是上古時代留給我們的訊息符號，尤其是一個大型逨盤，盤底有銘文372個字，幾乎是一部完整的西周諸王世襲傳承的“說明書”，文史價值不可估量。最具文化融合色彩的是從杭州雷峰塔下出土的一尊鎏金銅龍柱釋迦牟尼像，將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造型藝術緊密結合在一起，其微笑面目上自有一種懾人的魄力。最具美感的則是一組西漢時期的陶舞俑，它們身姿嬌柔、廣袖長舒，呈現出不同姿態的動感，猶如飄飄欲飛，那種古典美讓人的心里陡生親切感。

　　記者手記

　　展得專業覽得舒心王俊

　　在香港藝術館排隊等待欣賞《清明上河圖》摹本的時候，雖然等了一個多小時，然而我和同行者非但不覺得漫長，反而還有點意猶未盡的感覺。這是因為藝術館將等待的人流用中國園林回廊式的布局分隔開來，在隊伍的兩側都設置了內容翔實、形式簡明的《清明上河圖》賞析展板。我們一邊等待，一邊“預習”，等到走至畫前，心中已有一幅圖，對照著欣賞，意味自然無窮。這種以觀眾為本、想觀眾所想的流程設計真是貼心。

　　在香港逛展覽，處處都能從細節上感受到這種無微不至的優質文化服務，讓我覺得觀展過程既是文化的饕餮，也是精神的享受，與我在內地的不少糟糕的觀展經歷有著顯著的差異。所謂展覽，即你展我覽，布展是否專業、展品豐富與否僅是一方面，觀眾能否覽得舒心、看得開心同樣重要。我們內地的博物館、美術館對于前者的資源和經驗還算過得去，然而在服務觀眾方面，卻存在著明顯的短板。

　　“國之重寶”展覽在最后一個展廳，布置了一個妙趣橫生的互動區。觀眾可以嘗試用一個個帶磁力的小圈在王羲之的《蘭亭序》復制品上去套出文中的21個“之”字，通過如此簡單的游戲，人們會發現原來那些“之”字的參差多態，從而領略到書法之美。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古蜀文明展上，許多展品前都有觸摸屏電腦，觀眾可以通過互動問答來增加對文物的認知，并評選出自己最喜愛的展品。對于青銅器名稱中頻現的生僻字，都注上了相應的拼音。在香港藝術館的一個篆刻藝術展上，每一位觀眾都可以拿起精美的印章蓋在自己的本子上帶回家。如此多樣的互動使展覽不再成為單方面的展示，而因為觀眾參與進來而成為一種活潑的交流，變被動欣賞為主動欣賞。那些亙古千年的文物也似乎因為沾了人氣而生動起來。

　　我所觀察到的香港文博展覽業都非常重視藏品資源的社會化，他們知道把這些飽含文化信息的珍品藏在深閨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不僅每期展覽都制作各種宣傳單廣為傳播，而且定期出版博物館通訊，在展覽外圍舉行相關講座，此外在互聯網上將更為詳盡的藏品資料公開，使得這些藏品的公共文化屬性最大化。更重要的，他們在策展、布展和展覽舉行期間，都始終把觀眾的欣賞便利性放在第一位，一切從滿足市民的欣賞需要和求知欲望出發。由此，專業的展覽才發揮出了最大的價值，這些文化場館才告別自娛自樂，成為真正的市民殿堂。在這些方面，內地的文博展覽業確實值得以此為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