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歷險

　　1966年文革爆發(fā)后的一天，許先生和幾位畫家去南京玄武湖喝完酒，剛回到家，就聽到外面車喊馬叫，沖進(jìn)一票人，不由分說，把許先生駕起來就走，形同綁架。到了“工宣隊”，一個頭目大聲喝斥：“快交代你的罪行。”許先生“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只見那人掏出一張照片：“是你干的吧？”許先生一看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是一張毛澤東的畫像被釘在墻上，釘子正釘在毛澤東的額頭上。“你知道嗎：這是現(xiàn)行反革命。”許先生堅決咬定不是自己干的。審查了一個月也沒有結(jié)果。后來將一位很有才華的年輕教師抓了起來，理由很簡單：就因為那天他拿過釘子。一判就是6年。“6年啊，人都變形了。妻子離了婚，他出獄時已是滿頭白發(fā)。我去看他，他仍然喊冤枉，可冤枉又怎么樣呢。他說，監(jiān)獄里什么都做得出，給他坐老虎凳，把他的頭倒懸起來，過去電影里看到的他都嘗到了，他差一點自殺。想著將來要伸冤，他就活了下來。在我面前，他整整哭了一夜。”

　　1967年夏天，武斗使南京陷入最恐怖的境地。一天，住在板橋新村的許先生正在外面乘涼，突然槍聲大作，機(jī)關(guān)槍都用上了。許先生從二樓上親眼看見有人被打死，被拖上汽車，頭還懸在車外，一路上滴著血。突然，樓下一陣騷亂，不一會兒樓梯“咚咚”的響起來。樓下人家慌慌張張的來找許先生，還拿來了兩桿槍，原來剛才不知道什么人把這兩桿槍從臨街的窗戶中扔了進(jìn)來。他們請許先生想辦法，許先生想了半天，最后把頂樓的磚卸下來，把槍塞進(jìn)去，再把磚蓋好。不一會，幾個膘形大漢手持大刀闖了進(jìn)來，一進(jìn)來就要槍，然后是翻箱倒柜，一無所獲，最后限許先生他們明天天亮把槍交出來，否則的話-----夜深了，門口有兩個大漢把守。許先生看著年邁的老母和發(fā)著高燒的孩子，生出一個念頭：逃。當(dāng)時妻子在上海，可以往上海去。但怎么逃呢求生的欲望有時可以讓人做出超越自身能力許多倍的事情。他就抓著老母，抱著孩子，硬是爬上了樓頂。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是不能出聲，一旦被發(fā)覺后果不堪設(shè)想，二是樓頂是斜的，一不小心滾落下去也會摔死。我們就一點點挪，一棟棟爬，一直爬到臨近的勤豐煙廠的家屬宿舍。我們敲一家的窗戶，沒人敢開窗，我們說明了處境，那家好心人勉強(qiáng)讓我們進(jìn)去躲了一夜。第二天凌晨4點，我們到了下關(guān)城門火車站。城門被造反派把守著，不讓通過。我們一家人又冷又餓，我出來時慌忙得只穿了一件短褲、一件背心，一分錢都沒帶，怎么辦呢？這時有個小頭目過來，抬頭一看：呀，是我的學(xué)生小王。他也很吃驚的說：‘許老師，你怎么這時候出來呀？’我簡單說了經(jīng)過，他一聽，便為我們買了火車票，還護(hù)送我們上了火車。我們總算逃過一劫。第二天，我在上海《文匯報》上看到這樣一條醒目的消息：‘南京武斗傷亡慘重，血洗板橋新村。’”后來軍隊接管南京，武斗結(jié)束。許先生把槍交給了“軍管會”。“抗戰(zhàn)逃亡，文革又逃亡，我這一輩子關(guān)于逃亡的記憶太深刻了。”

　　重拾畫筆

　　1975年，被下放勞動的許先生因鄧小平復(fù)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而重歸畫壇。1981年的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專門派人到南京，要接許先生到北京，為人民大會堂北京廳作一幅巨畫。他心里納悶：北京畫家那么多，為什么偏從南京請我過來？ 到北京后他才得知是他在杭州藝院讀書時的另一位院長、著名美術(shù)家、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主席劉開渠先生推薦的，而且劉老還請他到家里去吃飯。他們分別多年，卻一見如故。“劉老對我說，付抱石、關(guān)山月會合畫一幅‘江山如此多嬌’，你獨立畫一幅。國務(wù)院和北京市政府希望北京的主要景點都包括進(jìn)去。難度是有，但你在繪畫、建筑、園林各方面都行，非你莫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