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好景不長，1943年日本鬼子開始轟炸重慶了。那時風傳日寇馬上就要占領重慶。許多美國兵駐扎了進來，幫助中國抗戰。記得有一次被轟炸，離我們不遠的幾個防空洞口被爆炸物封死，等人們一個個挖開洞口時，所有的人都已經悶死在里面了。真是慘不忍睹啊。在我的腦海里，永遠忘不了那一幕。”

　　“還有一次，當空襲警報又來的時候，我們躲到山上的防空洞里。那天好久沒有聽到飛機的響聲，我們幾個小朋友憋不住，就到洞外去玩。我看到在不遠處放著一個籃子，走近一看，里面躺著一個女嬰，旁邊放著一張字條，字是紅色的。那上面的字跡在后來的漫長歲月中還時常浮現在我眼前：‘大哥大嫂，做做好事。此嬰父母已被炸死，無人收養，請救一命。’我便把籃子提到洞里，給了父母。就在這時，日寇的飛機來了，一通爛炸，我們聽到有一枚炸彈正落在離我們洞口不遠的地方。過后我們出去看，我簡直驚呆了：就是剛才我撿孩子的地方，被一枚炸彈炸出一個大坑。我母親把她緊緊的抱在懷里吻著她，我也流下了熱淚，都為她的命大感到驚喜。”

　　“因為我們家已經有幾個孩子了，一位姓何的鄰居只有一個兒子，正盼著有一個女孩，我父母反復考慮，便把女孩交給他們撫養。1949年，他們去了臺灣。從此就再沒有音訊了。6年前，我曾訪問過臺灣，還到處打聽過她，均無下落。其實如果真找到她，我還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又從何說起呢？人生啊------”

　　父親命大

　　“不光那個女孩命大，我父親的命也很大。前面說過他在日寇刺刀下撿過一條命，還有一次更奇特的經歷。”許先生回憶說。

　　“1947年，我們回到別離八年的杭州，故居已被日軍用作軍營時毀壞，就另尋他處。父親在南京、上海兩地工作。一天，報載由南京飛往北京的一架飛機失事，墜毀在徐州郊區，在公布的遇難者名單中，我們竟然看到了父親的名字。我母親慌了神，帶領全家趕往徐州。聽說還有三人活著，正在醫院搶救。我們就帶著一線希望趕往醫院。果然父親就在其中。他昏迷兩天后醒來。他向我們描述了當時的情形：先是機翼起火，然后機身急速掉落，全機人亂成一團，父親坐在最后一排，緊抱者一個大旅行袋，后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許先生說：“父親特別告誡我們：以后坐飛機一定要坐最后一排。多少年來，我都是這樣‘坐’的。”

　　江豐院長

　　40年代末，許先生考入向往已久的杭州國立藝術學院，這是1928年由卓越教育家蔡元培和名畫家林風眠創辦的中國最早的高等美術學院，位于西子湖畔，孤山腳下。不想，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他是想讓許先生象他一樣，去學電機工程。于是許先生和父親爭吵起來。一個說：“電機有什么好學的，都是些沒有意思的鏍絲釘。”一個說：“鏍絲釘可以保證你將來找到飯吃。畫畫，你連老婆都找不到。” 1949年，父親工作北調，硬要把他帶走，他急中生智，搬出了院長、著名版畫家江豐。江院長把父親請到學校，談了一上午，終于把父親說服了。許先生說：“江豐是我的導師、長輩，也是我一生道路的決策者。后來他去了北京，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我每次去北京總要去看他。他30年代就在上海從事進步的美術活動，以版畫為武器揭露社會的黑暗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1957年卻最早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再次出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和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可惜1982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