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對巴蜀情有獨鐘，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他“欲廣異聞”，另一方面和他的道教信仰有關。中國早期道教派別五斗米道，是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今成都市大邑縣北)創立，后傳子孫，他的孫子張魯在巴蜀布道三十多年。巴蜀是道教樂土，自然成了王右軍向往之地。根據道教教義，“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潛泳于川�！�。在山川景色的欣賞中，產生“得道升仙”的“移情”。王羲之既然是信徒，所以他向往巴蜀山水，既有文人雅士的浪漫，更有宗教信仰的深層原因。

　　在給周撫的信中，王羲之感謝周撫所送“胡桃”、“青李”、“來禽”等物，這些道教認為可“成仙得道”、“延年益壽”的藥石，王羲之長期服食，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59歲便與世長辭了。

　　他還曾寫信給周撫，“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游目汶嶺，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他希望70歲的周撫好好保養身體，對年近60歲的自己有所擔心，但仍希望能去巴蜀游歷，并與周撫相約，希望成就這段佳話。這一年，王羲之59歲，是其仙逝之年。因此有專家推斷此帖可能為他的絕筆之作。

　　他最終未能實現入蜀的愿望，他的死，和其道教信仰有直接關系。他病重時不去求醫問藥，卻求助于道教名師杜子恭。王氏家族中，多人信奉道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也因信道教斷送了性命。

　　郭沫若先生曾講：“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的混合物�！彼�的道家思想，在《十七帖》中的多封家書中，生動地透露出來。

　　“野雉”原比家雞狂

　　王羲之是東晉書法變革的代表人物，他少年學書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需贅言。公元341年，朝廷讓別人接替了王羲之江州(今九江市)刺史職務，將其召回建康(今南京市)，擬委以侍中或吏部尚書，王羲之推辭不就。之后閑居江州七年，潛心書藝。這是他書藝發展的最重要時期。

　　其時，他對章草改制，創造了極具藝術性又易普及的今草書體。經他改制的今草，既流暢縱逸，又與章草的字字獨立巧妙結合，書寫起來迅速快捷，一氣呵成。既快且美，很快“大行于世”，人們爭相效仿。當時的著名書法家庾翼推重正統章草，但他難以扭轉時尚，連他的子孫也爭相習學今草，庾翼因此怒斥：“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

　　“野雉”美于家雞，美在自由靈動。王羲之今草美于章草，美在其韻高千古，其神韻如同“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洋溢著不沾滯于物的自由精神。這是一種心靈的美或哲學的美。美之極，即雄強之極。王羲之書法又被稱為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風闕”，《十七帖》被稱為“逸少書中龍”，便是美之極即雄強之極之體現。

　　再讀《十七帖》，如同舊時月色，出塵脫俗的氣韻里，飄散的是1700多年前的場景，那不僅是一張歷史的臉，也是晉代的魂。

　　再讀《十七帖》，款款走出的是一個風華絕代的時代和一個裹挾著傳奇迷霧的“書圣”，他四五歲便寫一手好字，十九歲為世人器重，三十歲社會出現“王書熱”。他一生執著于書藝，始終把持柔韌的執著，亦始終不忘深情的留白。他是“向外發現自然，向內發現自我深情”的魏晉精神的最好體現者。他是一口活泉，歷代書家都從他那里解渴。其人其書，即便再過千載，依然“人間萬事消磨盡，唯有清香如舊時”！

　　專家點評

　　它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書卷之一。開封市博物館館藏本題名《唐刻十七帖》，實為宋拓木刻本，計書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異體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充館本，臣遂良無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晉府書畫之印”和“敬德堂圖書印”。

　　此帖拓工精致，紙墨黝古，點畫厚重，是現存數種宋刻拓本中最精者，較好體現出了右軍書法的真韻，是歷代草書之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