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寫”的興味。寫生與“創作”最大的差別莫過于前者重在“過程”而后者重在“結果”。寫生相對而言的“非目的”、“非功利”性，使得寫生成為更加“純粹”的筆墨抒發“過程”。李鐵生在大量的實踐中養成的是不斷有把握的筆意和墨韻，也正是在充滿著原發興味的過程中，“寫”成為他作品的主要“狀態”。許多作品的精彩之處不在于細節上的刻意雕鑿，而是對整體氛境的捕捉與駕馭，尤其在于用筆的隨機性、意象性和情感性上，在于筆觸肌理的出其不意、不可替代的“即興”效果中。在他那些長時間的寫生作品中，能夠保持感覺的一致性，貫穿了筆墨的和諧感與變化統一，尤其顯出“寫”的深度，這一點也正是寫生上的突破。

　　第三，“生”的面貌。寫生的實質在“有法”與“無法”之間。寫生的技巧若跌入某種陳式舊套，寫生之作也會雷同重復。藝術上的任何“義法”對創造者來說是底功，對守成者來說則是羈絆，真正可愛的寫生作品就在于其“生”，此時此景非彼時彼景，不可復得；此景此情更非彼景彼情，不可雷同。正是由于一個不落“熟”套的“生”，才使寫生之作有了自己的生命。李鐵生作品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他那些充滿“生”機、靈魂畢現的景象，包括那些在國外所畫的城市風景，讓人感受到單純和清新的氣息，也讓人看到中國水墨在表現各種物象上的普適性。由此可以說，中國水墨這種材料和筆墨技巧一旦為畫家掌握，就是一種可以照映萬物的語言。

陽朔水墨寫生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