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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彭中天
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新聞事件,那就是北京藝術品產權交易所在2009年1月22日已經獲得了文化部的批準。
1年之前,《關于成立北京文化藝術品交易所的建議》提案由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蔡繼明提交到了兩會之上,1年之后,提案變成了正式批復。而在2009年,一份《建議成立中國文物產權交易所》的新提案又被提上兩會,一個可能引發整個文物藝術品市場發生重大變化的新事物正在破土而出。
作為兩次提案的主要設計者,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理事長彭中天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以產權交易為核心的新業態將用商業手段打敗佳士得,贏得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在全球的主動權。
不流通則流失,中國需要《文物流通法》
記者:談到文物藝術品的現狀,就必然面對流失文物與回流文物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在熱議圓明園獸首,我們不妨從這里開始。
彭中天:可以,我對獸首事件是這樣看的,首先圓明園是皇家的園林兼博物館,其中收藏著歷朝歷代的文物珍品,這些珍品被劫掠了,但問題是,我們現在不去關注這些珍品,而去關注一個建筑上的裝飾物,這本身就是一個誤區。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對于圓明園流失文物有一個清單的話,獸首可能會列在最后面。
記者:如果真有這樣一個清單,獸首也可能和這些珍品不在同一個清單上面。
彭中天:當然有這種可能。
記者:那您認為這說明了什么呢?
彭中天:獸首流失說明了我們國家在國力不強的時候,文物受到了損失,但請注意,這種損失是有限的,是一次性的,我們目前文物流失的情況要比這種一次性的流失嚴重得多。實際上,獸首事件還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你想守是守不住的。
記者:您是說,像清帝國那樣閉關鎖國保護不了自己。
彭中天:你封閉是不行的,清朝封閉了,管用嗎?對于文物來說,道理同樣。從大禹治水那個時代直到現在,沒有專門靠堵可以成功的案例,你想堵也是堵不住的。比如,你有可能限制國內的文物交易,但你制止得了海外嗎?既然你的封閉制止不了海外交易,那文物一定會流失。到了今天,我們的文物管理措施要將堵和疏兩種手段結合起來。你要去疏,你不去疏的結果,就是流失。
現在有一種觀點我認為非常錯誤,那就是有人認為,今天之所以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以及大量盜墓走私情況存在是因為放開了文物市場,文物的市場高價拍賣起了刺激作用。實際上,目前我們文物的問題不是高價格的問題,我們是文物價值被海外市場給決定了,我們文物的價格是扭曲的,也是很委屈的,國內市場始終處于跟風狀態,對自己的文物喪失了話語權和定價權。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好的業態,缺乏權威的市場主體。
記者:您認為,文物流通并不是文物流失的理由?
彭中天:對。我的觀點很簡單,不流通即流失。我們現在只有《文物保護法》,這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文物流通法》,這才是關鍵。因為文物正在流通以及文物存在市場需求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沒有適合的法律來規范,其結果只能是一個字:亂。
在最近10年,中國的文物發掘可謂歷朝歷代之最。城市化和基礎建設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地下寶物紛紛出土。但是,由于我們政策的限制,產權不清楚,一些具體的措施也不利于文物保護,造成了很多問題。比如說,施工單位發現了文物,如果報告文物部門的話,那就要停工,等著文物部門慢慢發掘,費用由施工單位出,對施工單位是沒有好處的,那施工單位會怎么辦?結果往往就是在挖出文物以后趕快處理掉,不報告了。又由于出土文物在國內交易是非法的,那些已經在個人手上的文物就會走私出去,然后再回流回來,轉一圈兒就合法了——現在是政策逼著文物出去轉這一圈兒。
記者:其實對于文物與文物市場的問題,我們一直有一個自我限制,那就是強調文物的特殊性。
彭中天:文物當然有特殊性,但問題在哪里呢?那就是在目前的監管體制之下,文物流失與流通處于近乎失控的狀態,而在整個過程中,國家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你既然沒有任何好處,又管不住,為什么不改呢?
我曾經計算過,按照深圳海關5%的抽查率,以10年時間查獲文物走私數量為計算依據,再結合海關總署的數據進行推測,這10年時間,我們走私出去的文物是800萬件。盡管不一定準確,但數字一定很驚人,這一數字超過了當年侵略者的掠奪。我們在譴責侵略者,但自己流失出去的文物,這樣的責任誰來承擔?
我有一個觀點,那就是,未來和過去都要關注,但最重要的是守住當下。現在管理上有問題,沒有管好是肯定的。如果不想辦法,怎么奢談過去,又有什么臉面對未來,以后我們的子孫追今天流失的文物會比今天我們追獸首還要難。
我們真拿流失文物沒辦法嗎
記者:獸首事件還帶給我們一個感受,那就是我們對海外流失文物的控制顯得很無力。
彭中天:這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由于我們文物管理體制落后,而且很不科學,沒有一個統計,沒有檔案,比如獸首,偌大的中國,全民沸騰,律師過去,結果一個回合就被斬落馬下,什么原因?
記者:我想可能是我們的律師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缺乏經驗,另外也比較倉促。
彭中天:我們的律師是沒有準備充分。在國內,我們是習慣用情、理、法的順序說事,先講情,情講不通,再講理,理講不通再講法……在國外的順序是法、理、情,首先是用法律說事,而在法律的層面上,那就要講證據。我們的律師有證據嗎?證據充分嗎?
記者:證據問題確實是本次訴訟的一個難點所在。
彭中天:我們網上的各種聲音,喊得很兇,可是我覺得大家在這種網絡表達當中要有反思。我相信很多人在喊的時候,連這件東西是真是假都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用法律的思維來想過這個問題呢?在法律面前,你說是你的東西,是被搶走的,那你要說出是誰搶走的,什么時候搶走的,怎么搶走的,來龍去脈是什么樣的……你要拿出證據來。你拿不出證據就不是你的,這就是法。
記者:既然要訴訟就要有訴訟的充分準備。
彭中天:對。按理說,圓明園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工作詳細地整理出一份清單,可以向全世界公布,我們拿不到東西,但我們可以宣布——宣布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是被搶走的贓物,關于這些東西的交易都是非法的。
當你宣布這些東西是贓物,它的流通就一定受影響,而中國人再不參與交易,它就賣不出價錢……所以這個事情,無論是流通,還是價格,都是可以控制的。因此,不是說我們就無能為力,有很多合理合法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做,但我們沒有做,結果使得整個事件最終陷入了一種非理性當中。
記者:這其中有愛國情結在發揮作用。
彭中天:大家是愛國的,但問題是愛國之外,沒有人提出解決方案,沒有人去想怎樣亡羊補牢,因此,最終給人的感覺仿佛只是印證了這個時代特有的浮躁。我在網上什么建設性的方案都沒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