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新均衡之路
魏革軍
從2012年起我國經濟增速開始回落，2012～2015年，GDP分別增長了7.7%、7.7%、7.4%和6.9%，今年上半年增長了6.7%；同期的消費物價指數在3%以下，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經常項目差額與GDP之比處于警戒線以內。
宏觀政策目標變量實現什么組合是合意的、可持續的，并無統一的標準，不同經濟體、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歷史時期存在不同的組合。金融危機打破了原有平衡并帶來不確定性，多數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出現下降，金磚國家中的巴西、南非、俄羅斯甚至負增長。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實現這樣目標組合實屬不易。但這不意味著我國已形成新的均衡。
歷史看，戰爭、瘟疫、危機或綜合因素的疊加等會使一種平衡受到干擾或破壞，從而使經濟運行出現拐點。維系平衡力量并非自動切換，從一種狀態的多維平衡轉向另一種狀態是一個艱苦進程，甚至是驚險的跳躍。沒有有效市場化、制度化改革，均衡難以持續。
危機導致了世界經濟增長下滑，結構調整和經濟再平衡成為各經濟體的共性問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新的動力，促進新的均衡。但經濟長期繁榮也使世界產生了不合理的增長預期，面對各種困難，很多國家一再推遲結構改革，過多運用寬松政策，致使國內政策短期化、國際政策排他性加劇。面對此種境況，唯有立足自身改革，才能真正突圍和突破。
新的均衡需要新的經濟制度基礎，讓市場真正發揮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經濟中每個肌體和細胞迸發活力。這幾年，我國推進企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但在很多環節還缺乏頂層設計，以及明晰和一致性的實施安排，市場扭曲和治理扭曲依然存在，國企改革舉步維艱。區域經濟運行差異表明市場的關鍵作用，那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區域，韌性十足，風生水起；那些抱殘守缺、改革不到位的地方卻“四處冒煙”。因此，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對國有資本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結構化改革刻不容緩。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持續了三十多年，高增長化解了社會經濟運行中的諸多矛盾。但在新階段，不能指望再用高增長替代改革和結構性調整，在人口紅利、資源紅利、貨幣化紅利減弱之后，需要挖掘和培育新的制度和市場力量，向制度改革要紅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改革重點。無論產業升級、區域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完善，還是農村經濟發展，都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這種發展不是應急式、粗放式規模擴張，而是有戰略、有技術、有質量的專業化發展；這種發展不是畫地為牢的地方保護主義，而是著眼于統一市場，形成有競爭力的比較優勢。我們相信，在“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建設、區域一體化框架下，不同要素將得到深度融合和有效配置，為實現經濟的新均衡增加動力。
在走向新均衡的征程中，市場扭曲問題、融資結構問題備受關注。為什么在一些地區企業頻繁債務違約，杠桿率緣何集中于非金融企業，社會資本為何參與PPP的積極性不高？等等。這些問題不是孤立的，與脆弱的資本結構有關。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改革財政金融體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關乎資源配置的機制和效率、經濟杠桿和風險的配置以及資本的結構和活力。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需要理論、政策、規劃和共識，更需要堅定勇氣和堅實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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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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