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騁騁

　　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

　　浙江財經學院金融學副教授如果說1840年鴉片戰爭后到清朝末年是外資銀行和官辦銀行壟斷為主，那么民國之后可以說就是私人民營銀行唱主角的時代。這些銀行雖然資本與官辦銀行不能相提并論，但數量極其龐大，僅1915至1921年，全國新設立民營銀行就達124家。這些銀行往往經營靈活、管理得法，為當時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民營銀行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三行”和“北四行”。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金城銀行又是其中的臺柱，堪稱一時之瑜亮。

　　民營銀行興起，隨之形成了一大批銀行家。這群杰出人物的代表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金城銀行周作民、浙江實業銀行李銘、浙江興業銀行葉揆初、鹽業銀行吳鼎昌、中南銀行胡筆江、大陸銀行談荔孫、四明銀行虞洽卿等。當然官辦銀行中也不乏新老才俊，如中國銀行的張嘉璈、宋漢章和貝祖詒，交通銀行的錢新之、胡祖同等等，可謂人才濟濟，群星璀璨，真是一個銀行家的時代！

　　時事造英雄，但歷史也不是在偶然間塑造出這么一批人物。仔細推敲這些銀行家的背景，他們大多出自江浙一帶，受過良好高等教育，雖然身為銀行家，與政界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另外更重要的，當時聞名全國的“江浙財團”正是以這批銀行家為核心，形成了當時上海最有勢力的商幫。

　　無論是以北京、天津為陣地的北四行，還是以上海為大本營的南三行，其核心層大多為江浙人氏。如陳光甫為江蘇鎮江籍，周作民為江蘇淮安籍，李銘為浙江紹興人，葉揆初為浙江杭州人，吳鼎昌為浙江吳興人，徐新六為浙江余杭人，虞洽卿為浙江慈溪人，張嘉璈為江蘇嘉定籍。個中原因，筆者以為，清末北方錢業大多在晉商控制下，由于因循守舊，喪失了將舊式金融機構改造為現代化銀行的機會，因此曾經稱雄一時的商業巨子隨著票號、錢莊一起迅速被歷史湮沒。而江浙得風氣之先，在上海這樣一個經濟、金融中心當然最先成長出近代中國第一批新式金融巨子。

　　這批金融才俊有的曾

留學海外，其中留學日本最多。如李銘入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學習銀行學，吳鼎昌、談荔孫就讀于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攻銀行經濟，周作民求學于京都第三高等學校。還有的留學歐美，如陳光甫獲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商學學士，王志莘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徐新六獲英國維多利亞大學商學碩士。他們帶著當時先進的金融知識投身中國銀行界，積極倡導和實踐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

　　在舊中國當時特殊的政治生態下，民族資本家想要獨善其身，不過問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民營銀行在成立之時，都有大量官僚政客參股，銀行核心層與政界的關系往往也是剪不斷、理還亂。比如金城銀行的周作民，曾任南京臨時政府

財政部庫藏司司長。而上海儲蓄商業銀行的陳光甫，也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主任。靠著這種與政治的天然關系，民營銀行才獲得空前發展機會，漸漸地形成了“江浙財團”這樣以江浙籍銀行家為核心、具有相當資金實力和較高社會地位的資本家群體。大名鼎鼎的虞洽卿就是這個財團的臺柱。而張嘉璈、陳光甫、李銘三人則是核心人物，人稱“三鼎甲”。早期經濟學家楊端六在《銀行周報》撰文稱：“經濟事業不能離政治而獨立……今日之銀行家，為保全自己的財產計，為維持社會之秩序計，均負有政治上的重大之責任”。與政治的聯合，表面上說是銀行家的“責任”，說到底是為了他們所代表的資本的實際利益。民營銀行靠著與政治的聯姻獲得發展，但另一方面也深受當局的盤剝和壓榨。所以銀行家對政府抱著一種既愛又恨的心理，對待革命的態度往往也是首鼠兩端。

　　1949年之后的30年，

人民銀行一統天下，多元化的金融體系不復存在。這些銀行家群體也作鳥獸散，紛紛移居海外，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到了香港，也有的移居歐美。而那些曾經璀璨一時的民營銀行也大多遷至港臺，雖保留了原有名稱，但往日風采無法再現，因為一個時代過去了。

　　在金融業生機勃發、資本市場日益壯大的今天，國人在期待著另一個人才輩出的“銀行家時代”，也許這樣一個時代早一點就應該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