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莫莉

　　時間是最好的證明者。在中資銀行轉型的長途中，從建立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內部進行比較深層的改革、注冊為股份制銀行，到引入戰略投資者、建立董事會等相關公司機制，再到上市，中資銀行邁出的每一個堅實腳印都反映出中國銀行業的不斷進步，折射出改革開放給金融業帶來的無限活力。“總的來說，中資銀行在轉型方面，一定程度上都是比較積極的。”穆迪集團亞太區副總裁、首席中國銀行分析師顏湄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三大優勢

　　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中資銀行將不可避免地遇到與外資銀行相互競爭的問題。顏湄之表示，相對于外資銀行，中資銀行的優勢主要集中在營業網點、公司業務和人民幣業務三大方面。股份制中資銀行的本土經營至少有20多年了，國有銀行則更久。營業網點建立的比較多。而外資銀行在中國營業網點的增長將受到自身和外部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很快趕上中資銀行的水平。比如匯豐銀行，在今年4月穆迪對其評級的時候，只有34家分支機構。雖然匯豐對中國市場的擴張速度會很快，很可能會在2年內翻番，但就算匯豐銀行營業網點達到100家，也與中國最小的股份制銀行深圳發展銀行200多家分支機構的規模存在著相當差距。此外，由于中資銀行熟悉中國文化，并且本土經營時間長，已經建立和培養了不少客戶關系，在公司業務和人民幣業務中將繼續保持較大優勢。在勞動力成本方面，中資銀行總體工資費用成本較低，“但這可能也是中資銀行的問題，因為工資相對低就很可能會導致人才流失到外資銀行。”顏湄之對記者說。

　　“中資銀行在與外資銀行競爭中面臨的主要挑戰將會是在高端客戶和高端業務的爭奪上”，顏湄之對記者表示，外資銀行會將其在國外的各種檔次的產品逐步介紹到國內，這很可能會得到不少高端客戶的青睞。在外幣、理財和個人業務方面，外資銀行有可能會拿走相當的市場份額。但外資銀行總體來說，目前的規模還是很小的，“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很大的一個制約就是融資渠道存在問題”，顏湄之說，“因而外資銀行的發展戰略就是盡快地高速發展，大量招人、加快分支機構的建立等，這些對改善它們的融資渠道是很有幫助的。”

　　“以上是從純中資、外資的角度來看的”，顏湄之對記者表示，實際上中、外資銀行之間也存在相互合作的部分。例如，外資銀行投資中資銀行就是其進入中國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渠道。在相互合作中，中資銀行可以學到外資銀行的一些先進的技術和制度，而外資銀行又從中資銀行那兒學到對客戶的了解以及中國文化等等。此外，外資銀行除了在近期享受中資銀行上市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之外，從中長期來看，中資銀行往好的方向發展也將給外資銀行帶來一定的股權收益。因而，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是存在一定的利益交集的。

　　加強信用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管理是銀行非常基礎的一個要求。“整體來說，近幾年中資銀行在這方面有一定進步。”顏湄之認為，不少中資銀行已經按照

　　“5級分類相對來說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顏湄之表示，中資銀行中一些比較好的銀行甚至已經對信用客戶、貸款和資產進行更細的評級分類。通過這些細分，中資銀行對客戶、貸款、資產的跟蹤能力得到了加強。中國目前要求銀行對貸款至少半年跟蹤一次，有的中資銀行可能已經做到3個月，甚至每個月都跟蹤。這與早些年銀行的風險部門與業務部門尚未分離較少貸后管理的情形相比，顯然進步了許多。目前，不少中資銀行的風險部門轉向垂直管理，下邊的分行風險人員直接上報到總行風險部門，增加了風險控制的獨立性。“雖然目前銀行的業務部門和風險部門已經逐漸分開，但不能把這兩個部門的分開絕對化，應當把風險的概念內化到業務之中，把業務指標包涵在風險業績之內。”顏湄之說。

　　此外，在中資銀行尚未轉型前，各地的分行、支行行長權力非常大。“但現在，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說，總行基本上已經把權力都收上來了”，顏湄之對記者表示，例如大銀行70%至80%的貸款都是經總行審批，并且對其下的分行則嚴格限定審批的貸款數額限制，至于最基層的支行很多已經變成一個銷售中心和籌集存款的地方。在這樣的安排之下，大銀行就把以前分散在各地的決策權力統一收縮，然后平行建立了一些風險委派員，有些商行是建立風險總監或者主管，從一定層次上來進行信用風險監管。這樣一來，中資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就比之前先進了許多，“而信用風險的降低也同時和銀監會對銀行監管的加強非常有關。”顏湄之說。

　　提高把握市場風險能力

　　“目前一些中資銀行的不少資產都處在債券投資中，”顏湄之對記者表示，這是因為隨著存款的快速增長，貸款在宏觀調控下增長的速度放緩，很多銀行就進行債券投資。例如工商銀行大約有20%資產在債權投資中，包括國債、金融債及一些公司債。“國際上一些比較好的銀行對市場風險的把握都是非常細，技術非常先進的。”顏湄之表示，造成市場風險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利率變動，銀行需要在不同的利率情況下采取不同的利率戰略；二是匯率變動，中國的匯率變動較為明顯的特征是近年來人民幣在升值。但中國市場卻比較明顯的缺乏匯率產品，利率產品也比較缺少；第三是其他市場變動，例如股票市場價格變動。雖然銀行目前也賣一些理財產品，但相關規定仍不允許銀行有頭寸；最后還有流動性的問題，例如，某一天作為主要來源的存款出現危機，銀行是否能夠應對由此帶來的流動性風險。

　　“中資銀行在把握市場風險方面，能夠做的還是比較初級的”，顏湄之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包括，一是中國金融市場比較淺，各種產品和銀行能夠避險的工具都比較少。所以很多銀行好像“遺漏”在那兒，一旦人民幣升值，就不得不面對虧錢的結果，這對銀行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二是銀行本身防范市場風險的技術也比較差。例如，國外金融公司計算利率變化對產品的影響是需要很多程序嚴格的模擬計算的，但中資大銀行，由于外部和內部原因，在進行利率變化、匯率變化等對產品影響方面的分析預測能力較差，從而造成了自己對市場風險把握非常有限。

　　拓展個人業務、手續費業務

　　“中資銀行主要是以公司業務為主，公司業務一般占貸款的85%；而個人業務一般只占10%，做的比較好的中資銀行可能也只是接近20%”，顏湄之對記者表示，這與國際較好的銀行業務比例存在差距：韓國銀行的個人業務比重大約是30%，而香港則高達50%至60%。顏湄之認為，個人業務對于銀行的穩定、健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之中，

　　除了個人業務比例低之外，中資銀行的手續費業務比例也非常低。“手續費業務不占銀行資本金，而且風險低”，顏湄之對記者說，“國外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一般都占到30%以上，國內大的外資銀行例如花旗基本上都是50%至60%，但中資銀行手續費收入才不到10%。”中資銀行中間業務水平低原因包括，中國經營的金融產品比較單一，沒有那么多收費的產品和項目；中國的銀行不能混業經營；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例如較少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香港的中間業務因為買賣股票賺了很多手續費，但現在國內的銀行不能進行股票融資業務(margin financing)等等。“中資銀行業務結構和較好國家的銀行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顏湄之認為，銀行業務結構的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隨著經濟發展，理財產品、資本市場發展、個人收入的增加、人的觀念改變等等而逐漸改變。

　　“如果從10年前看中國，(當前中資銀行的轉型)都是不可想象的”，顏湄之對記者說，“在中資銀行轉型中，最為重要的還是建立積極、創新的公司文化，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整體而言，中資銀行轉型將是長期艱巨的任務，但今后的3到5年將是中資銀行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時期，如果中資銀行做好了就能在市場上真正站住腳。但總的說來，外資銀行將會加快它們在中國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