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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亞太區主席鄭海泉:銀行業一定要順著時勢轉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1日 09:36 21世紀經濟報道
香港報道 特約記者 羅綺萍 本報記者 潘曉虹 鄭海泉深諳"順勢而為"之道。 雖然"忙碌"一詞已不足以形容他現在的狀態,但身為匯豐控股有限公司(0005.HK)亞太區主席的鄭海泉,從6月15日開始,又要同時兼任亞太區總裁兼行政總裁的職務。 因為與他同年(1978年)加入匯豐集團的老拍檔邵銘高(Michael Smith),被澳紐銀行以年薪2.4億港元的重金閃電挖走。外界評論說,這是匯豐有史以來最高層人員被挖角。 6月20日,鄭海泉接受本報獨家專訪,詳談香港銀行業如何在回歸十年的大風巨浪中前進。 對于香港銀行業來說,過去十年最大的挑戰是轉型。1997年,香港銀行的貸存比率高達152.1%;但金融風暴后,房地產貸款的利率急跌,利差收入大減,2006年,香港銀行的貸存比率跌至51.8%。 居安思危、順勢而為是企業存活之道,也是匯豐和匯豐旗下的恒生銀行(0011.HK)的成長之道。在回歸十年間,匯豐和恒生成功轉型,減少了對利差收入的依賴,令兩家銀行現在仍然保持優勢。鄭海泉認為,管理者應順應時勢而為,如果能看到商業的先機在哪里,將資源重新調配,政策重新定位,團結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為機。 事實上,內地銀行今天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內地銀行贏利過分側重利差收入,也未曾真正投身國際市場的洶涌波濤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鄭海泉已經歷的風浪,可作為正準備揚帆出海的內地銀行的借鑒。 一定要順著時勢轉變 <21世紀>:你是從事研究出身的,你職業經歷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是在1987年香港股災前夕,你發表研究報告,預計很可能出現股災。據說這是你其后在匯豐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 鄭海泉:那只是市場傳說,事實上只是湊巧吧。當時大家都看到股市很瘋狂,貸款過度,我們做研究的只是點出個中原因,剛好報告發出的第三天,股市就暴跌。你說是我看得準,有預測能力,我則認為只是運氣吧。至于這對我的事業前途是否有影響,那就要問前任老板了。 <21世紀>:你是從研究員出身的,后來轉為管理者。所謂"說易行難",很多理論到了實踐階段便行不通了,角色轉換對你是否帶來很大挑戰? 鄭海泉:我不覺得困難。角色會根據目標不同而轉換。當然這兩種角色會有很大不同,我做研究時,會對著很多數據,會見很多人,對一個問題可以全面地了解。但作為管理層,要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即機構的目標是什么?如何達成這目標,如何與同事合作?鼓勵他們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這是很簡單但實用的管理哲學。 問題就是實際執行時,還要加上天時地利人和,才可以成功,如果市場(指天時)不好,表現都會受制,作用也會不同。運氣好的話,天時地利人和都能配合,條件都能兼備,那就能帶領機構向前。 像我1998年轉到恒生銀行時,當時的時勢并不配合,先是爆發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的樓價不斷下跌,然后在1998年底開始,內地的幾家信托投資公司和中資企業陸續出問題,市場很不好。我們便要冷靜思考,一起分析原因,知道問題在哪里,然后找出解決方案。 所以,做管理一定要順著時勢轉變。當時,我們決定改革恒生銀行的盈利模式,開始從傳統賺取存款與貸款的利率差距業務,轉到非利息收入業務,作為重點發展項目。管理者如果能看到商業的先機在哪里,將資源重新調配,政策重新定位,與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為機。 安渡危機首先是有內地經濟的支持 <21世紀>:那么在1997年7月出現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你是否也有預感?當時你是匯豐的執行董事,你有否建議什么對策或者防范措施? 鄭海泉:那時候我注意到亞洲國家大量利用外債來發展經濟的風險,亞洲經濟隱藏著不平衡和深層次的矛盾。但這個問題何時會爆發?沒人能預料。當時匯豐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已開始向財富管理業務轉型。那時我們已意識到不能倚重樓宇及企業貸款,一定要多元化發展。回想在1980年代時,匯豐是連保險都不愿意做的。銀行的業務是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的,現在當然更多元化了。 <21世紀>:你剛說在1998年開始改變恒生的盈利組合,開始更多地推廣理財業務,其后我們又看到恒生很積極地發展內地業務,當中有沒有遇到什么阻力? 鄭海泉:沒有什么阻力。財富管理及理財業務以往在恒生的盈利占比是很小,對于發展內地業務,匯豐和恒生的態度和信心是一直不變的。我們一直想加大內地業務力度,只是受到內地政策的限制。匯豐在上海的業務我們沒有斷過。我是1978年加入匯豐的,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在北京建國飯店已經有一個代辦處,境外銀行的編號是001,我們也是最早申請在內地注冊的境外銀行。 我們的策略是一方面跟著中國內地的開放政策走,另一方面也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步伐,一旦政策允許,我們就會盡快動手。 <21世紀>:1997、1998年亞洲風暴來勢洶洶,后來又有"911"事件和非典型肺炎,香港經歷這么多次危機,都可以安然渡過,你覺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鄭海泉:首先是內地經濟的支持。內地持續開放,經濟長期保持高速發展,給香港很大的支持。在幾場風暴中, 當然其間一些國有企業及窗口公司出了問題,令香港的銀行需要撇帳,但相對內地經濟對香港的貢獻,這些波折便顯得微不足道。 其次是香港的金融業基礎穩定,香港的銀行在幾次事件中受到很大沖擊,盈利出現倒退,但香港銀行業資本雄厚,并且風險管理一向做得很好,比如雖然經歷過樓市暴跌,按揭壞帳急升,但畢竟所占比例微小,平均不良貸款比率只有2%左右,資本實力雄厚使香港銀行可以抵御危機。 第三是香港人每每在危急關頭,總會發揮團結承擔的精神。當時匯豐也盡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在非典時期,匯豐做了不少減息的安排。比如,眼見市民不敢外出, 不擔心港府入市 <21世紀>:1998年8月14日港府入市時,你當時是恒生銀行的副董事長,你也曾出任行政會議及立法會的議員,對香港政府的"積極性不干預"政策有很深的認識,你自己也是學經濟的,當時有何感想? 鄭海泉:當時我調任到恒生不久,在港府入市前,我看到恒生的股價被沽得極低,只有30多港元(恒生現價是每股105港元),我們就在市場上回購(注:是用上市公司的資金,在市場買入恒生的股份然后注銷,以支持股價),其后看到政府入市,我們便停止回購行動了,因為有政府支持股價。 當然,我當時也很驚訝,但我跟作出決定的政府主要官員稔熟,曾蔭權(當時的財政司司長)、任志剛(金管局總裁)和許仕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都是久經戰陣的。我當時的想法是,他們會這么做,肯定有原因。除非出于強烈的看法,政府不會干預股市。我對政府是信任的,所以也并不擔心。 我現在都不知道政府當時在打什么大鱷,很多訊息都是從媒體得來的,坦白說,我所知的內情不多。 鼓勵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 <21世紀>:你在匯豐和恒生都工作過,恒生的定位是香港人的銀行,有強烈的本地特色。你現在的身分是匯豐亞太主席,工作及關注的范圍大大增加,你如何看你自己事業的變化? 鄭海泉:不論在什么崗位,主要還是靠團隊,一個人怎么做得完?特別是匯豐的這支團隊吸引了大量優秀的人才,所以對于我來說,管理者并不是太辛苦的工作。我們在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業務,各國監管與市場都不同,我們都是派出優秀的同事去做CEO,讓他們去管理。這就是所謂的"環球金融、地方智能"。 我們的制度和分工都很清晰,董事局主席要做些什么,都規定得很清楚。現在的崗位當然較以前出差更多,要到不同的市場去與當地的CEO開會,他們都很專業,我該知道的他們都讓我知道了,所以也毋須制訂什么策略就可以用最短的時間了解不同的市場情況。 <21世紀>:你剛才提到要"鼓勵同事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你如何令員工做到? 鄭海泉:我們的同事質素很高,會自覺地做事,當然這當中涉及企業文化、獎勵制度等一系列的管理理論,但事實上,匯豐這樣的機構吸引了很多優秀的人才。我們的人員流動性很小。我自己便是從1978年干到現在,一個好的機構,工作性質適合自己,同事的關系和諧,客戶又支持,這便是他們做到110分的理由。 我們推崇企業精神,讓員工覺得為這個集團工作是值得驕傲的事;另外還有通過對員工的關心,讓員工覺得這不是一個只顧賺錢的企業,是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我們同時關注到員工的家庭生活,例如,在辦公室里設立育嬰室,讓有嬰孩的員工更多時間見到及照顧寶寶。匯豐集團全球有30萬員工,當然未必做到人人滿意,但這些年來我們還是看到成果的。 努力,加上運氣 <21世紀>:在回歸初期你較多出席國際會議,當時其中一個熱門話題是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后來又將香港與上海比較,爭論哪一個才是亞洲金融中心。近年這些爭論減少了,你認為是什么原因? 鄭海泉:我們現在減少參加國際會議了,因為時間真不夠用。 近兩年已經沒有人將香港與新加坡及上海比較了,因為亞洲經濟增長那么快,市場那么大,三個城市各有各的優勢,各自有發揮的空間,根本不需要比較,也沒有惡性競爭。 <21世紀>:回首十年,令你最擔心和最欣慰的事是什么? 鄭海泉:先談最欣慰的吧,過去兩年可以說是雨過天晴了,香港人的生活好了,希望多了。出現這種情況的最重要原因是內地經濟發展勢頭很好,幫助香港渡過很困難的時期。我們在非典型肺炎期間是最悲觀,也是最令人擔心,因為很多人覺得自己的生命也沒有保障,但我們挺過來了,又樂觀了。從悲觀到樂觀,我看最重要的轉折點是經濟復蘇,經濟好轉大家都會較為樂觀;另外,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人的打不死精神,不怕面對逆境,不斷爭取機會。 <21世紀>:你出身于貧窮家庭,又不幸傷殘,仍能憑借自己的努力成為這家跨國金融集團的亞太區主席,你認為自己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鄭海泉:努力,加上運氣。沒有運氣當然不行。其實也沒什么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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