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輝煌

　　明朝“空印案”發生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亦有1376年之說)，大意可表述為：當時朝廷規定，戶部(相當于今日的財政部)須每年審核各地方政府例行上報的財務報表，且要求非常嚴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廢重報。于是，各地進京申報報表的財務人員為了少折騰，就便宜行事，在進京時攜帶多份蓋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報表，以便在與戶部反復核對數字后，即可重新填制。造成“空印”的原因是，當時沒有先進的通信、交通工具，遠的省份來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個月甚至數個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苦不堪言，于是就出了這個對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數，并為各方所默認接受。明太祖朱元璋偶然知道了這件事件后，認為此是個官員相互勾結、徇私舞弊的驚天大案，于是皇威震怒，下令將全國十三個省、一百四十一個府、一千多個縣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監督不力者)，不論清貪良莠全部處死，副職以下官員打一百棍，充軍流放。

　　后世有學者認為，空報表加蓋公章造不了“有價

證券”，不會帶來什么危害，朱元璋聞過即改就是，他純粹是不懂財務知識、小題大做、別有用心，　制造了莫大的冤案。而我認為，“空印案”說冤也不冤。

　　戶部對地方政府報表的審核，是當時朝廷(朱皇帝)規定的制度。執行制度“沒有任何借口”，必須無條件執行。制度執行中有困難、有弊端，也必須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批認定后方可“變通”，決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否則即是違規，違規則必受懲罰。朱皇帝大概從歷代興衰中，吸取了主弱臣強、皇帝當傀儡、朝綱紊亂等等亡國教訓，對于“空印案”中的官員，無視朝綱，不請示、不抵制，因而異常憤怒，處理起來自然不會手軟。

　　從財務管理學角度來看，這“空印”確不可小視。因為，戶部是中央政府的財政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每年必須向戶部繳納錢糧稅款，戶部再根據各地方政府的實際需要，下撥錢糧稅款，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收支兩條線”。這樣一來，戶部、各地方政府則分別充當了中央政府的會計(管賬)、出納(用錢)的角色。試想，如果戶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員若相互勾結，亦即會計、出納相互勾結，行貪污冒領之事，則易如反掌，“空印”無疑給了他們一個可乘之機。且報表審核過關，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賬務相符，誰能輕易發現破綻？因此朱元璋的推論無疑是站得住腳的！

　　從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朱元璋在立國后，對各級官員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與“不聽話”的官員展開了“殊死搏斗”。“空印案”運行期間，雖然沒有發生貪污冒領之事，但并不能保證永遠不會發生或不發生類似案件。朱元璋實是把這個財務漏洞、處于萌芽狀態的風險消除了！但官員貪污花樣翻新、鋌而走險，“空印案”后隨即爆發了更大的戶部侍郎郭恒貪污案，史稱“郭恒案”，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空印案”發生于明朝初期，朱元璋以鐵腕嚴肅財經紀律、整頓吏治，以維護他打拼下來的朱家天下，濫殺也就不足為奇。只是他不該不問青紅皂白、枉殺那么多官員，完全可以采用寬嚴相濟的手段。

　　總之，“空印案”中，官員被濫殺是冤屈的，而朱元璋推論“空印”帶來的后果卻是清醒的。

　　“空印案”于現代國家的各部門、各單位，尚有很多的借鑒之處。一是各單位與其開戶銀行的賬務核對，與戶部對地方政府報表的審核，方式、目的是相似的，賬務容不得半點差錯。事實證明，如果賬務核對不嚴謹或流于形式，則會出現大量的銀行“內鬼”或企業“內鬼”或銀企里應外合的“內鬼”。二是

商業銀行員工對有價單證、印章保管不嚴，對作案人乘機開立虛假存單等有價單證對外實施詐騙，不抵制、不報告，主管部門檢查、監督乏力，幾乎就是“空印案”的翻版。銀行頻發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這兩種疏漏釀成的后果，既造成了銀企巨大的經濟損失，更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銀企也必須借鑒朱元璋鐵腕整治“空印案”那樣，嚴格整治內控管理制度，嚴肅處理涉案責任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