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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還沒“緩過勁”

　　文 | 本刊記者 孔志國 李瑜

　　本輪金融危機步入第十個年頭，全球市場波瀾未定，經濟復蘇步履蹣跚，主要經濟體日子都不好過。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崛起，世界格局也在悄然重構。作為新興經濟體龍頭的中國，在這復雜的世界形勢中該如何自處？為此，本刊主編孔志國先生專訪了中國建設銀行首席風險官黃志凌先生，來為我們撥開世界局勢的層層迷霧，找到中國的應對之策。

　　擺脫陰影尚需時日

　　英大金融：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后，很多國家重新倚重貿易壁壘政策，英國脫歐加速了世界經濟秩序的重新洗牌，但即便如此，經濟的國際化、全球化歷史趨勢決定了，國際經濟對任何一個國家都非常重要，需要深入研究和觀察。

　　對中國而言，未來的發展將更多地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影響，需要積極順應國際經濟形勢變化，調整對外經濟戰略，以期在當前面臨的經濟周期中謀得更大發展。

　　那么，我們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經濟？

　　黃志凌：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今天的世界經濟到底是怎樣一個情況？

　　美國的次貸危機及其后的歐洲債務危機對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影響，至今尚未真正結束。過去的金融危機，多發生在局部地區，一個國家或某個、某些地區，沒有擴散，屬于局地自生自滅型危機；也有一種能量橫向傳播但不斷衰減的傳導型危機，比較典型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這次危機有點類似“多米諾骨牌”，從美國爆發之后擴展到歐洲，進而擴散到新興經濟體，全球任何角落都受到嚴重沖擊，歷史上前所未有。

　　英大金融：危機前所未有？

　　黃志凌：是的。本次危機呈現先美國后歐洲，先主要發達經濟體后新興經濟體，最后全球所有角落幾乎都被波及。至今，危機發源地經濟開始恢復，而危機開始時受到影響較小的地區和國家，或是采取措施暫時免受危機沖擊的地方，目前的經濟卻出現停滯甚至下滑。

　　另外，要注意到，應對危機的措施影響力范圍超越本國的情況，過去也未出現過。美國推出QE，不僅對美國的經濟恢復產生積極作用，也間接讓全球受益；但當QE退出預期出現，全球市場都受到影響。日本的超寬松貨幣政策、中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也引發了一系列與美國QE相類似的影響。不僅上述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問題會傳染給其他國家，即使是“歐豬五國”、新興市場國家等經濟金融出問題，同樣會對別國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

　　觀察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仍然籠罩在金融危機余波影響之中，美、歐、日分別實現或高或低的內生性復蘇、周期性恢復以及外部政策拉動型復蘇，發達經濟體重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基礎不穩，方向不明；而新興經濟體或因外部政策溢出效應、或因自身周期性放緩、或因內部經濟結構問題，經濟增速普遍下滑。各國經濟周期的不同步，凸顯了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的分化，世界經濟真正擺脫危機陰影可能還需要一段時日。

　　英大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主要經濟體一度迅速達成廣泛的政策共識，但隨后很快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出現分化或差異化，各國政策的非常規化、個性化非常明顯。這一方面固然與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變化，面臨諸多新問題，再簡單套用過去的理論、規律、經驗很難奏效有關，另一方面是不是也體現了大家在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前“病急亂投醫”的慌亂？

　　黃志凌：政策的非常規化主要基于這次危機的嚴重性超出預判，個性化基于每個國家“對癥下藥”的努力。所以，“病急亂投醫”并非盡然，“各人自掃門前雪”卻是真的。

　　IMF等相關組織2014、2015、2016連續3年下調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經濟體經濟增長預期，突出表明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存在的脆弱性，經濟嚴重失衡、通縮與通脹并存和金融行業系統性風險仍然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在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為降低杠桿率而實施的財政整頓，將使經濟恢復前景更加不確定。

　　發達經濟體的復蘇數據雖然在逐漸改善，但深層次問題也相當嚴峻，面臨著投資與消費轉換的結構風險。雖然一些經濟體仍有提供貨幣政策支持的空間，新興經濟體增長緩慢甚至下行的趨勢亦不容輕視。但普遍存在的增長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結構性因素或周期性降溫，經濟持續恢復的主要政策思路必然是推進結構性改革。

　　同時，發達國家央行退出經濟刺激措施，或將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大幅萎縮（據有關測算最高萎縮80%）甚至大量凈流出，進而造成重大經濟動蕩，并引發部分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陷入新的危機。

　　潛在危機“暗流涌動”

　　英大金融：具體看，現在還不敢說哪個國家日子好過。

　　黃志凌：許多地區和國家都是潛在危機“暗流涌動”。

　　以美國為例，經濟持續溫和復蘇，一系列經濟數據得到改善，并不意味著已步入完全意義上的上升周期。如果經濟已真正向好，美聯儲放棄QE不會那么謹慎小心。雖然美國能源戰略變化、制造業回流、住房市場回升等等對經濟的內生性恢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目前并未看到新的產業革命雛形并形成新經濟增長方式。從就業數據看，失業率和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的下降，對經濟改善的象征作用是有限的，需要看到，這兩件事發生的時候，美國勞動參與率在持續下滑。美國本次勞動力市場的復蘇伴隨著一個過去50年從未有過的現象：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5%。換言之，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反彈遠沒有歷次復蘇強勁，勞動參與率卻大幅下降。失業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失業人群退出了勞動力市場。2015年實質人均GDP比危機前的水平高出僅僅3%，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工資扣除物價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復蘇以來八年的年均GDP增長率只有1.8%，今年預計只能達到1.5%，遠低于2000~2007年間2.65%和1981~1999年間2.26%的年均增長率。

　　至于歐洲，經濟復蘇依然十分艱難，數字上僅僅是由負增長變為弱勢正增長，與此同時，政府債務水平上升、失業率仍處高位、產能利用率低于長期平均水平、通貨緊縮問題仍然構成嚴重威脅，銀行信貸增速不斷下降?！坝摎W”已是重挫，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問題嚴重的國家，亦尚未看到根本好轉，經濟復蘇仍然較為脆弱。歐洲面臨兩難困境，緊縮財政將導致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接連出現，而不緊縮財政，則無法推進改革，減輕財務負擔，未來問題會更大。歐洲央行雖然可以實行寬松貨幣政策，但相關國家被迫采取的財政緊縮將導致通縮并拖累經濟增長。

　　再看日本，安倍經濟學雖已見到效果，但該政策持續有效的前提是日本保持制造和出口大國地位。日元貶值刺激出口并拉動經濟增長，一度效果十分顯著，然而可持續性有限。日元是否貶值不取決于日本，而是取決于美國。按照經驗，如果美國經濟能夠迅速回到正常軌道，經濟增速保持在2.5%~3.5%之間，就不會對日本施加過大壓力；但如果美國經濟長期低增速，將會阻止日元進一步貶值。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經濟情況就會逆轉。此外，日本債務問題和老齡化壓力很大，更屬于拖累經濟的長期因素。

　　英大金融：其他國家或地方呢，有什么“痛處”？

　　黃志凌：其他區域一樣讓人難以樂觀。經濟增速在全球范圍仍將處于前列的亞洲，受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國家關系問題以及美國亞太政策的制約，基本告別超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邊際增長趨緩。經濟問題與政治密切相關、變數重重的非洲，近兩年由于歐美自顧不暇、干預程度降低，部分國家經濟增長很快。危機以來，非洲投資總量增加一倍以上，新興經濟體對非洲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也在20%左右?？纱朔N勢頭，是以政治上的向好、向穩變化作為前提的，如果歐美重返非洲，將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各方面基礎相對較好且資源豐富的拉美也不好過，本來很多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毫無擺脫之策，危機對拉美無異于“雪上加霜”，至今仍未能走出谷底。

　　此外，中東近幾年國際地位不斷下降、政局不穩的態勢不會在短時期內結束?；緦崿F能源獨立的美國，在特朗普上臺后，對化石能源的重視態度，可能會讓其重新檢視近幾年逐漸“淡出”中東的外交策略，不過強勢控制中東政局的動力應已不大。替代美國成為最大能源消費國的中國，無法可能也無意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空缺，中東地區本身缺乏地緣政治主導力量的情況下，利比亞、突尼斯、埃及、伊拉克等國家繼續政局動蕩的局面，情理之中。

　　將經濟優勢轉為外交優勢

　　英大金融：可見，此次危機的持續發酵，不僅形成了新的世界經濟格局，更留下了諸多經濟難題。跳出國家和地區的視角，如果對這些難題有一個分類或者提煉，您會怎么歸納？

　　黃志凌：難題一，發達國家陷入通貨緊縮。以往，西方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多為保持幣值穩定和對付通貨膨脹。但近年來，部分發達經濟體陷入嚴重通貨緊縮，未來仍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應對辦法。實際上，通縮對經濟影響不亞于通脹。解決通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否則日本不會出現“失去的二十年”。美國多輪QE也沒有解決通縮問題，歐元區特別是核心區，通縮更是嚴重問題。如果發達經濟體通縮問題不解決，全球經濟很難步入新一輪上行期。

　　難題二，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通脹壓力。通脹將大幅壓縮新興經濟體運用寬松貨幣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操作空間，社會與政治也將隨之出現一系列復雜問題。迄今為止，新興經濟體還沒有找到既能擺脫高通脹循環的壓力、又能夠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平衡辦法。

　　難題三，能源革命與地緣政治因素交叉。美國所主導、以原油為主體的世界能源秩序正在被打破，由此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并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不確定影響。中東等能源資源富集地區面臨著地緣政治再平衡風險。

　　難題四，全球貿易規則作用弱化。當前，全球貿易摩擦加劇，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新的全球性貿易規則難以達成，多邊貿易安排盛行，這必將降低全球貿易活力并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發達經濟體通縮與新興經濟體通脹并存、美國外交和能源政策變化、全球貿易規則體系的變化等問題的存在，將對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帶來嚴重的滯后影響和風險，且在短時間內難以徹底消除。

　　英大金融：一個國家國際經濟戰略如何選擇，既取決于外部環境，也取決于自身實際，尤其自身優勢。由于中國在新興經濟體中處于龍頭位置，透徹分析主要經濟體和國家經濟政策走向，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轉型、對外經濟戰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關重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對外貿易突飛猛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少行業產能和產品產量排名都世界領先，任何舉措都會帶來連鎖反應，戰略失誤帶來的風險成本越來越高。這也決定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國際市場、國際因素。

　　中國如何在平衡國際經濟關系，兼顧眼前利益與培養長期競爭優勢，處理好局部摩擦與全球布局關系的前提下，對已有的困難從容處置，對可能的困難未雨綢繆？

　　黃志凌：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建立全球市場平衡戰略。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進一步完善國際市場布局，擴大在亞太、非洲、中東的市場份額，適當降低對美國和日本的依賴；進一步加強與非洲、拉美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尋求與大國、大區域集團（如美國、歐盟）合作的突破。

　　美國雖然仍是重要的國際貿易市場，但不能再單純關注美國。一方面，降低對美國敏感技術的貿易訴求，實際上這種訴求往往適得其反；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貿易規則談判，最大限度地雙向開放非敏感市場，促進貿易與投資增長；將美國作為一個正常的重要貿易伙伴，改變目前存在的外匯儲備、商品出口與技術引進等方面嚴重對美依賴癥。另一方面，調整出口戰略，取消勞動密集型產品、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出口扶植政策，減少、避免與東盟和南亞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低水平貿易摩擦，倒逼國內相關企業提升技術競爭力，讓那些有技術含量的產品和新材料不僅傲視新興市場，在歐洲和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也盡快形成品牌競爭力。對于這些產品和新材料，要加大出口扶植力度，使之成為主要的出口支撐。

　　當然，盡快將國內經濟建設優勢轉變成國際合作和市場競爭優勢，也非常重要。多年來，高強度的投資驅動培育了中國領先全球的基礎建設技術和能力，在隧道、橋梁、港口、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等領域里都是如此。現在亞洲、非洲甚至歐洲都有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更新需求，我們有條件、更有必要把這種國內經濟建設積累的優勢轉變成國際競爭優勢。一旦這種努力變成現實，不但國內的產能過剩會得到有效的外部釋放，還會變成中國國際經濟新戰略的又一重要支撐。

　　此外，實施差別化區域經濟戰略，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尋找與相關國家、相關地區利益匯合點，以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為戰略重心，深化國際經濟貿易關系，是題中應有之義。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雙邊貿易、貨幣與金融合作。深化與歐盟的財政金融合作，并以財政金融合作推動市場經濟地位談判，爭取盡早建成中歐自由貿易區。對資源貿易為主的國家和地區，實施更靈活經貿政策，立足于長期與互利的戰略合作思維，增加必要的財政金融援助，加大民間資本的并購投資力度，最大限度降低經濟周期循環和國際市場波動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形成穩定、互信的經貿關系。

　　最后，積極推行國家商務外交戰略。對中國目前的產能問題，認識和解決不能拘泥于國內市場的即期供給和需求，而是要從全球市場的角度去平衡，從國家長遠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角度去安排。美國、歐洲許多產能經濟體都曾經出現過和我們今天類似的問題，但依靠積極的國家商務外交戰略，把國內結構調整與國際市場拓展相結合，變困境和壓力為全球競爭優勢。我們的外交戰略也要從原來過于側重政治的狀態，逐步提升對商務需要的重視程度，不滿足于簽訂貨物貿易自由化和服務與投資便利化等雙邊和多邊協定，高姿態參與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強化與貿易伙伴經濟金融政策方面的協調。

　　（張瀟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