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經理老鼠倉，說好保本變巨虧，買基金被坑請到【基金曝光臺】！信用卡無故遭盜刷，銀行存款變保險，理財被騙請猛戳【金融曝光臺】！

　　甲午賠款：日本金本位轉折點

　　文 | 徐瑾

　　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的一道傷痕，但是對于中國的最大打擊則是來自甲午戰爭。有論者指出，這對于中國是一場局部戰爭，對于日本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全局戰爭，是舉國體制的日本對抗各行其是的中國。隨后，中日兩國命運的走向呈現出戲劇化的差別，從金融視角看去的結果就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國與之擦肩而過。

　　《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償白銀高達2億兩。日本前外務卿井上馨不無驚喜地表示，“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全部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5億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富裕”。甲午賠款給予日本極大的經營空間，其國家預算規模一下子變為戰前兩倍，高達15250萬日元。這筆巨大的財富，極大滋養了崛起中的日本，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充當實行金本位的準備金，同時幫助以三井為代表的財閥集團崛起，為日本的資本主義鋪平道路。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金融對于后發國家的重要性，多次研究討論幣制。明治初年維新政府財政狀況不佳，官方貨幣“太政官札”遭遇多次貶值，建立金本位制的企圖宣告失敗。金本位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準備金不足，而中國“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后增加3000萬兩“贖遼費”)，折合為3.6486億日元，使得日本最終在1897年得以確立金本位。

　　為什么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國沒有?首先，正是因為清朝倚重白銀，部分阻礙了轉向金本位。且國人熱衷于單方面討論貨幣主權，其實更應該討論貨幣制度、國家制度。亞洲國家有貨幣主權并成功轉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貨幣主權，不僅體現在白銀自產，也體現為貨幣鑄造。根據《日本經濟史:1600—2000》一書記錄，日本在幕府時代是三貨制度，即黃金、白銀、銅錢通用，日本的地理差異也導致了黃金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當時日本甚至以金幣的單位“朱”作為貨幣單位來發行銀幣(日本金幣是用兩、分、朱來計算，一朱約15克，一分等于4朱，一兩等于4分)，這種定額貨幣因其便利性逐漸取代了原來的稱量貨幣，金銀幣一體化也導致都用相同的兩、分、朱計算。在幕府倒臺不久的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金銀稱量銀幣所占份額僅為2.7%。隨后日本轉向金本位，這一狀況避免類似中國白銀換算問題，可以順利過渡到元錢厘的體系。對比之下，西方早在公元前數世紀已經使用鑄幣，日本鑄幣之晚了2000年，而中國直到晚清接近覆滅才開始發行鑄幣，比日本又晚了數百年。

　　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轉機，都出現在19世紀晚期。不得不提出的一位杰出人物，就是薩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義，從1881年起主導日本財政超過20年，力排眾議與大力改革。在19世紀末，國際銀價大跌，間接帶動日本出口繁茂與企業興起，但是松方正義觀察到印度作為英國殖民地在1893年實行金本位，開始不顧分歧強行將貨幣體制引向基于金本位的現代貨幣制度，并推行系列改革，一是在1882年通過制定《日本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是唯一有權發行紙幣的機構，二是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在1897年實行金本位制。

　　最后，從政治角度審視中日貨幣，又有不一樣的景致。完善的貨幣金融制度對于后發國家的工業起飛意義重大，但對貨幣制度差異，其實中國與日本的時間差不足20年:1870年日本鑄造“龍洋”，1887年廣東也開始鑄“龍洋”。1882年日本銀行成立，同年中國開始機器制錢，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1905年大清戶部銀行成立。

　　20年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中轉瞬即逝，但也會成為劇變時代的分水嶺，落后20年已經足以讓中國錯失金本位的時間窗口，也意味著錯失歷史機遇。金本位乃至信用貨幣在全球成為主流，其實也就是19世紀晚期的事情。對于這股歷史潮流，中國也曾想加入，但國內爭議紛爭、利益分配糾纏之下，始終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王朝在系統性落后的形勢下，貨幣或者金融改革難以單邊突進，也無法倒轉歷史車輪。

　　甲午戰爭是大清帝國夢魘的深化，觸發隨后一系列政治破敗，正如清末惲鼎所評價的那樣，“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論十年之朝局”。在經濟上，變動中的中國繼續依賴白銀，國際市場的白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更加劇烈而直接。白銀變化劇烈引發經濟政治的諸多痙攣，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反觀日本，則趕上了當時的時代快車，為隨后的產業革命以及經濟騰飛奠定了貨幣基礎。中國賠款的大部分費用作為日本軍費，讓日本軍部力量更不可抑制，舉國膨脹在追趕與超越的狂奔之中，為日后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伏筆。

　　（作者系經濟學者，著有《白銀帝國》《印鈔者》，公號“徐瑾經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