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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京鈔風潮

　　文 | 徐瑾

　　在張公權看來，北洋政府的京鈔停兌令一旦執行，無異于陪葬中國銀行信用，從此永無恢復之望，再也難以擺脫外資銀行“桎梏”。

　　鈔是中國邁向現代貨幣體系脫不開的一步，不過這一步卻邁得十分艱難，“京鈔風潮”是其中的第一個考驗。

　　北洋政府危機爆發于袁世凱稱帝之前，而作為此后一直無法集中權力的弱勢政府，軍閥割據導致“各省每以自顧不暇，將向歸中央收入之款項，任意截留，自為風氣”，對內對外都力不從心。而財政匱乏導致中央權威繼續弱化，進而財政更加式微，可謂惡性循環。至1925年預算僅為3.1億元，次年擔任財政總長的顧維鈞每月收入只有100萬。

　　如此態勢之下，身為國家銀行的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也因此被政客盤算，陷入濫發紙幣深淵，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信用面臨考驗。袁世凱的謀士梁士詒長期控制交通銀行，面對無計可施的財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密謀發行不兌換紙幣。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消息走漏反而導致市場擠兌爆發，從京津開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北洋政府未等新財政總長孫寶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國務院的名義下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停止鈔票兌現和存款付現。“停兌令”一出，其實就是擺明了政府要賴賬，銀行已經無計可施，市場因此一片混亂，紙幣的價格越發走低。

　　這一事件顯然嚴重影響了剛剛樹立的中國銀行業的銀行信用， 1916年5月，就在當時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兌令”。

　　然而，上海當時有一個日后即將崛起的銀行巨星：張公權。他曾經留學東京，從25歲開始加入中國銀行，其人生與中國金融史乃至大歷史都緊密聯系在一起。

　　張公權和上海分行總經理宋漢章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變為現實，第一反應是“驚恐萬分”，深感這無異于陪葬中國銀行信用。對于整個金融業而言，如果執行此令，中國的銀行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再也難以擺脫外資銀行“桎梏”。兩人合計之下，決定維護銀行獨立，核算現金與資產的情況，并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那就是拒不執行，期待借此獲得民眾諒解與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銀行，足以維護中國金融之生命”。兩人復電北洋政府“為對持票人負責，無論處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中，愿盡一切力量，將庫中現金兌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兌”。

　　拒不執行，并非代表沒有成本與一味頑抗。張公權與宋漢章的擔憂在于，因為抗命他們會被北京政府解除職務，而一旦被解除職務可能就會面臨無人頂上的困境，于是他們借助了租界法律，讓商股股東起訴張宋二人，這也意味著他們在起訴期間無法擅離職守，也無法被解職。

　　保住管理架構之后，上海分行還必須證明經濟實力可以應對擠兌浪潮。擠兌是所有銀行家的噩夢，更可怕的是這噩夢常常變為現實。多年后，張公權回憶起擠兌狂潮仍舊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點，張公權從家里去銀行，在離銀行還有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他勉強擠到行門口，發現擠兌的人數不止2000人，“爭先恐后，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這些升斗小民人數雖然多，但是索取數目并不大，張公權注意到他們手中所持的不過1元或5元的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的存單一張。

　　5月13日繼續擠兌，人數與12日差不多。為了安定人心，本來星期六半天辦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長辦公時間，結果擠兌人數一下子減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來休息，也照常營業半日，結果擠兌人數不到百人。張公權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氣，記下“風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沒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擠兌情況之下，上海分行行現金也開始減少，究竟能否支撐下去其實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聯系外資銀行給予幫助。

　　當時外資銀行信用良好，所以鈔票得到更多認可，庫存現洋頗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幫助，而外資銀行也需要市場穩定。當時勢力最大的匯豐銀行隱性承擔了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匯豐銀行貸款額度占據1/5，為40萬元。此外，當天還決定由華俄道勝銀行“出早倉”（資金一般是下午出庫，早倉表示提前提出）以幫助上海分行。其實上海分行并沒有動用這筆錢，但是市面得知這一消息之后，擠兌風潮旋即散去。

　　到了5月19日，風潮總算徹底平息，張公權如此記錄戰果，“上海中國銀行之鈔票信用，從此日益昭著。南京、漢口兩分行鑒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適當，并獲當地官廳之合作，對于發行之鈔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兌付現金。影響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對于中國銀行在當地發行之鈔票，十足使用”。

　　從經濟上來看，上海分行已經勝利，此刻可謂“家有千金，行止不驚”，在銀行加班加員應對擠兌的努力之下，擠兌風潮散去。此刻又傳來各方面的聲援。5月16日各國駐京公使團向領事館復電，贊同協助上海分行，但張公權當時表示擠兌風波已經平息，上海分行無須外援。

　　盡管此刻經濟上已經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義卻十分清晰，并為將來的事后追責贏得了空間。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執政的段祺瑞對于上海分行停兌的態度改變為“非常和緩”，承認停兌是勉強應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內，“與外國商人關系較深，停兌不易辦到”。至此，大局已定，也意味著上海分行取得完全勝利。

　　（作者系經濟學者，著有《白銀帝國》《印鈔者》，公號“徐瑾經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