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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洗錢風險管理需要國際化思維

　　文|萊瑞

　　中資金融機構在國際化進程中，要緊繃合規的弦，了解并按照國際規則辦事，避免觸線。瀏覽近年多家金融機構收到的“同意令”，會發現監管機構對洗錢問題痛下“殺手”多集中在四點：客戶、產品、服務、區域。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難題。”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國前財政部長康納利的這句話，道盡了美元的任性。

　　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地位強勢。IMF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美元占全球各國央行外匯儲備的63.3%；而截至2016年10月，美元占全球國際貨幣支付的42%。

　　在全球美元的管理上，美國也相當霸氣。根據美國法律，涉及美元的國際支付與結算，均需通過美國本土清算機構的計算機系統。也就是說，全球諸多銀行的美元業務必須受到美國的監管，銀行必須在跨境交易中嚴格甄別出不符合美國“合規與反洗錢”要求的部分，以保證美元交易的安全。

　　過去十幾年中，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較低，較少涉及此類不合規或反洗錢應對不當問題。隨著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步伐的加快，此類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工行馬德里分行、中行米蘭分行相繼被曝卷入洗錢案等，都敲響了中資銀行海外分行合規的警鐘。在反洗錢風險管理方面，中資金融機構在加快國際化步伐的同時，也要有國際化思維，了解并尊重當地監督規則與習慣，以便少走彎路。

　　反洗錢浪潮勢不可擋

　　近年來，跨國金融機構涉及合規和反洗錢案件，頗有頻率增加、規模擴大之勢。

　　2012年，匯豐控股和渣打集團洗黑錢案曝光，這被認為是新一輪嚴厲監管的開始。此后幾年中，瑞銀集團、法國巴黎銀行、德意志銀行都被指在管理上存在洗錢漏洞，甚至瑞士人壽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都受到了美國監管部門的“關注”。從2015年6月開始，四家中資銀行海外分行也被卷入洗錢案件中。

　　金融機構本身的管理漏洞是反洗錢案件多發的原因之一，但非全部。全球監管趨嚴、跨境監管頻繁，也讓潛在深處的洗錢案件更多地被曝光于公眾面前。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監管趨嚴，一些金融危機前的不合規行為和誤導消費者的產品都被重新挖出，并嚴加懲罰。而過去在反洗錢和合規方面的漏洞，則成為監管層重點關注和追責的對象之一。

　　據美國《采用適當手段攔截和切斷恐怖主義以助美國團結和強大2001年法案》（簡稱《愛國者法案》)中的“長臂管轄規則”，即使金融機構在國外經營，但涉及美元的交易，都被納入美國法院的管轄。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使得美國跨境監管力度覆蓋面極大。

　　2015年，法國巴黎銀行就被美國監管機構罰款近90億美元。前英國政府經濟事務顧問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erik Erixen）曾指出：“法國巴黎銀行的行為沒有違反歐盟的法規，卻觸犯了美國的相關法律，這反映了歐美雙方監管上缺乏一致性。”

　　無論如何，頻現的洗錢問題反映出國際上反洗錢力度已經越來越大，勢不可擋。

　　四大領域最易中招

　　按慣例，一家金融機構被監管機構處罰或者警告后，監管機構會公布一份“同意令”（Consent Order），其中會詳細披露金融機構在反洗錢合規上的問題細節，并給出處罰原因。

　　瀏覽近年監管機構對多家金融機構發布的“同意令”，會發現監管機構對洗錢問題痛下“殺手”多集中在四點：客戶、產品、服務、區域。

　　從客戶層面看，金融機構缺乏客戶選擇準入機制和主動退出機制。

　　首先，客戶身份識別有效性不足。在客戶準入層面，國際監管機構對于金融機構的要求是“Know Your Client”（KYC原則），即充分了解客戶的身份、職業、收入、住址、工作地點、商業活動以及交易目的。但在實際操作中，金融機構除了在涉及制裁限制政策而必須禁止準入的客戶外，并沒有嚴格的客戶選擇準入機制，也沒有對客戶經營背景、交易目的、交易性質以及資金來源進行盡職調查。

　　其次，金融機構沒有對全部可疑客戶實施主動退出機制。當前，除了一些明顯的前科或問題客戶被嚴格執行外，金融機構可能會漏掉部分涉及洗錢的可疑客戶，這有可能為其帶來法律、聲譽等方面的風險。

　　從產品層面看，金融機構在現金交易上容易遇到風險。眾所周知，現金業務容易使交易鏈條斷裂，難于核實資金真實來源、去向及用途。如果金融機構沒有重點關注客戶，特別是其進行大額或異常現金交易的情況，可能就會出現失察的可能。

　　此外，代理交易也被認為是觸及洗錢問題的另一個雷區。其危險在于，交易需要經過中介代辦，這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無法直接與客戶接觸，盡職調查受到限制。如果金融機構對頻繁交易的客戶缺少風險評級，這類業務出現風險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從服務層面看，洗錢風險主要來自于金融創新帶來的沖擊，其中，以網絡支付和虛擬貨幣等常用的交易模式為甚——客戶無需與工作人員直接發生聯系，而是通過密鑰、證書、代碼和數字簽名的認證即可交易。

　　加密技術的確保證了客戶的隱私，卻也增加了金融機構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的難度，并增加了洗錢風險。早在2015年，安永詐騙審查及糾紛協調服務合伙人余謙文就對媒體表示，互聯網金融的洗錢固有風險更高，原因之一是存量客戶的數量較大，短期內較難對全量客戶的身份信息進行核查。

　　此外，網絡交易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確定性，如果銀行沒有足夠的技術支持，保證追查到每一筆網絡交易的詳細記錄，就可能會產生風險。

　　從區域方面看，金融機構最大的問題是“真偽難辨”。2012年，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首次推出了反洗錢不合作國家與地區名單（NCCT），其中，不僅涉及被制裁地區、法律欠缺地區，還有販毒地區、支持恐怖活動的地區和洗錢風險高的離岸金融中心。對于諸多金融機構來說，這份名單不僅包括大量資金交易豐富的地區，不同地區的監管標準和監管細則都存在差異，于是，漏查事件就會出現。

　　2016年，PayPal被美國財政部罰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美國財政部的聲明中，PayPal被指控的原因，就是“沒有采取有效檢查措施……承接了伊朗、古巴，蘇丹等黑名單國家的交易業務”。可見，金融機構對于監管細則的把握和執行，決定了其自身風險的大小。

　　讓“專業人做專業事”

　　在PayPal案例的結尾，這家公司并沒有承認或否認指控，而是拿出了770萬美元，私下與美國財政部達成和解。

　　這似乎是多數金融機構在被指控后愿意采取的解決方案。無論是2011年被美國財政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指控的渣打銀行，還是不久前才達成和解協議的中行米蘭分行，都以這種方式收尾，避免了冗長的官司，防止占比較重的美元業務陷入癱瘓。

　　但對于監管部門而言，幾百萬甚至上億美元的和解款只是工具，隨著監管不斷趨嚴，他們已經不再“小懲大誡”，而是直接揮出“重拳”。

　　2016年5月24日，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和新加坡金管局（MAS），就曾聯手吊銷了私人銀行BSI Bank的經營執照，原因就是其涉足馬來西亞政府基金腐敗案，嚴重違反反洗錢法規。

　　這次事件后來被稱為合規領域的“震撼彈”，因為它透露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全球金融監管機構將對金融機構施加更大的壓力。

　　而當前，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正在進行，擴張國際金融版圖已成必然，如果不能建立更有效的合規監督機制，避免重蹈中行米蘭分行的覆轍，我們的國際化將會付出很大代價。

　　我們的金融機構首先需要對各項金融產品及業務的洗錢風險進行評估，梳理自己的高風險業務列表，并對其進行定期評估、動態調整。這種風險評級，不僅要考慮傳統的產品、客戶和交易模式，更要結合當前市場的新變化、新技術和新規定，隨時更新，以確保不被監管部門發現紕漏。

　　進一步看，金融機構要建立國際化思維。所謂機構的國際化，歸根到底還是思維的國際化。金融機構要用國際規則辦事，首先要尊重當地監管的基本的規則和習慣，而不能按照以往慣有的做法來執行。

　　在農行紐約分行接到的“同意令”中，紐約金融服務部門明確指出，農行紐約分行并沒有遵守監管機構的建議，反而開始限制首席合規官的獨立工作。上海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何璇認為，這是公司合規失靈的典型體現，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加重情節”。

　　因此，金融機構的跨國機構需要盡快建立“專業人做專業事”的思路，尊重專業知識，尊重專業人員的意見，有意識地按國際規則去做事情。

　　2001年末，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在入世的頭幾年里，初來乍到的中國企業遭遇一系列貿易爭端。后來，通過慢慢學習、掌握和運用WTO規則，企業逐漸與世界市場真正接軌。

　　當下，人民幣已經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意味著，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將更多參與國際金融活動，而要讓自己走得更穩、走得更順，中資金融機構需要吸取中國企業的經驗，按照國際規則，刷新現有的思路和模式。

　　（作者系資深金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