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韓瑞蕓

　　2007年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縣某鄉信用社。一外出打工者倚著柜臺，擬申請云南省信用聯社統一推廣的金碧卡。所有申請資料都已齊備，唯獨缺少一張身份證復印件。信用社沒有復印機，全鄉方圓幾百平方公里只有政府才有一臺。信用社工作人員犯了難。

　　“要有閑錢的話，每個網點都可以配臺復印機。但我們做不到，信用社現在仍然是微利經營。”當地一信用社人士對記者無奈地表示，他們最后只好在抄錄了辦卡人的身份證信息后發了卡。

　　“貧困山區信用社的錢很不好賺。一頓應酬飯起碼200塊錢，等于吃掉一個信貸員發放10萬元貸款的利潤，這10萬元相當于20個農戶的小額貸款上限，而且要保證沒有一筆壞賬。”云南省銀監局一人士說。

　　一方面，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人們普遍呼吁信用社活力不夠，需要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子公司等新的金融機構；但在貧困地區，勞務輸出與日俱增，信用社作為當地唯一一家金融機構，仍然在生存線上掙扎，更別說增資擴股。

　　“鄉一級信用社存款少于1000萬的，肯定要虧損。但是，經濟不發展，存款哪里來呢？”威信一信用社負責人對記者說。

　　放貸需求減少？

　　“前兩年我家每年都要貸兩三千元作為生產墊本，現在我家有3人在外打工，孩子每月都給我匯生活費回來，土地也包出去了，就不需要生產貸款了。”昭通市靖安鄉洪家營村的張富秀說。

　　與張富秀類似的情況在昭通市普遍存在。2007年5月，有關部門對全市11縣(區)的41個鄉鎮、82個行政村、410戶農戶的農業生產信貸資金需求及金融服務狀況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只有28%的農戶表示需要信用社提供小額貸款用于傳統農業。

　　這一調查結果讓銀監分局人士頗為驚訝。他們發現外出打工的多了，農民收入增加了，反而引起了傳統農業信貸需求的減少。

　　記者了解到，自2002年推行農村稅費改革以來，全市共減免農業稅費2.2億元，農民因此人均減少支出46.3元；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使農民年人均增收16元；農用物資補貼、糧食直補、良種補貼政策使農民人均增收6.6元；農產品價格上漲，種植業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34元，畜牧業實現人均增收29元；勞務輸出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550元。若每戶以4口人計算，上述各項即可實現戶均年收入增收2727.6元，而昭通市從事傳統種植、養殖業的農戶每年生產墊本信貸資金需求也就在2000元左右。這意味著，農戶每年增收的收入即可覆蓋傳統農業生產成本。

　　不能不再次提到的是，昭通這個云、貴、川三省交界、大山重重的國家級貧困縣，當地的農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勞務輸出卻是迅猛增長。昭通某縣2006年全年財政收入僅3000萬，但通過正規金融渠道匯入的打工收入達3.5億元。記者在一些交通很不發達的村子看到，家家戶戶幾乎都是“老人娃娃排排坐”，很少見到青壯年。一些村子80%以上的勞動力外出打工。而留守的老人孩子只需種些糧食蔬菜自己吃，幾乎沒有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貸款需求。

　　在昭通，信用社“發放貸款難”的問題已經初步顯現。根據昭通銀監分局的統計，全市農信社農戶貸款增加額和占比逐年下降，2004年至2006年的增加額分別為18109萬元、17475萬元、9502萬元，增量占比分別為34%、24.77%、14.94%。2007年2月末昭通市農業信貸投放比往年減少2270萬元，其中農村信用社貸款累放減少了1.74億元。

　　與此同時，打工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部分地區信用社支農貸款的清收出現障礙。

　　新街鄉垴包村隸屬云南曲靖的另一個貧困山區農業大縣會澤，該村有農戶310余戶，人口1100余人，外出務工人員達到700余人，占總人口的近70%。這700余人都在當地農信社貸了款，但由于大量勞力常年外出務工，“無丁戶”和“無人戶”在這個村子普遍存在，農信社每年要專門組織人力，趕赴昆明等貸款戶主事人的務工地點收貸收息。

　　一些貸款人“躲債”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據上述農信社統計，至2005年末，該社發放未能按期收回的農戶貸款余額達112.63萬元，部分貸款已辦理置換或展期，年末不良貸款余額為55萬元，借款人全部在昆明。其中，貸款率達100%的垴包村不良貸款29.7萬元，占該社不良貸款的54%。

　　分化中的金融需求

　　“手里的錢夠用了！留守農民正離金融遠去！”昭通某縣原銀監會監管辦人士對記者感慨地說，省聯社給該縣農信社下了每年2000萬的利潤指標，但“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事實上，該縣信用社目前有存款2.7億，貸款1.7億，貸存比為62.96%。而該縣另有農行和建行網點，他們與信用社“搶奪”著存款，卻鮮有貸款發放。

　　“我們也感覺到，2007年的貸款需求比上一年的減少很多。我們認為，外出打工是主要因素。”鹽津縣農信社主任對記者說。該信用社2006年底的存款余額為5.3億，貸款余額為3.4億，貸存比為64.15%。而該縣信用社下屬的牛寨鄉信用社目前共有存款余額2770萬，貸款余額僅1000萬，貸存比僅為36%。

　　“上頭下了利潤指標，貸款又放不出去，我們現在只能是吃老本，壓力很大。”牛寨鄉信用社主任對記者說，“大家都說，‘一農(農信社)’難支‘三農’，但在有些地方，‘一農’就足夠了。”

　　也有威信縣一信用社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貧困地區信用社普遍面臨著生存問題，大多屬于微利經營。通常，鄉一級信用社的存款若在1000萬以下，必虧損無疑。有關部門又規定，虧損社吸納的股金不得保息分紅，致使虧損社無法增資擴股。但增資擴股任務是與職工經濟利益掛鉤的，這使得部分農信社違規從貸款戶的貸款中扣收股金，搞“以貸入股”或“存款化股金”。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也發現，地方金融需求呈現分化趨勢，一些經濟基礎較好的村子和農民貸不到款。就在上述貸存比僅為36%的鹽津縣牛寨鄉，該鄉牛寨村爛田壩村民小組王世明向記者表示，他們村目前正籌劃興建農副產品加工廠，需要啟動資金幾十萬元，但要從信用社貸款“會很難”，而且貸款金額根本滿足不了生產所需。他們的集資方案是，當地政府支持一部分，自籌一部分，外來入股一部分，信用社貸款一部分。

　　為什么資金出路有難題的信用社，不去滿足當地的貸款需求呢？

　　結構難題

　　“還是與貸款結構有關。”有綏江縣信用社人士解釋說，盡管一些地區對滿足傳統農業生產的小額貸款需求減少了，但種植、養殖專業戶及農產品加工、營銷大戶的信貸需求正在增加。前者屬于“春放秋收”，貸款期限在一年內，金額一般不超過5000元，而后者的貸款多用于大量種植各種高效經濟作物或從事規模化畜禽養殖。此類生產形式一般投入較大、生產期較長，所需信貸資金總量大、貸款回收周期也需要隨著延長。

　　“我們村外出打工的相對較少，在家的農戶多數都想擴大水果、蔬菜種植面積，每戶貸款需求都在2萬元以上。一般的水果成林掛果需要3年左右時間，5年左右時間是豐產期，貸款期限要在3至5年。”綏江縣中城鎮農業村委會主任華濟祥介紹說。

　　也有農業產業化較為發達的部分村子，資金需求也從生產環節延伸到產、供、銷的各個環節，而在加工環節的信貸資金需求量更大。“在收購旺季，我每年都需要流動資金500萬元左右。”水富樓壩鎮豬鬃加工戶李大國說。但有農戶反映，由于不能用土地抵押，他們每年的貸款實際需求為600萬元，但通常只能貸到30萬元。與信用社往來關系較好的最多也只能貸到100萬元，遠遠跟不上需求的發展。

　　“按照省聯社的規定，單戶貸款金額超過50萬元的，必須上報省聯社昭通辦事處；超過200萬元的，必須上報省聯社批準。”有信用社人士對記者表示，走完所有的手續一般需要15個工作日，而省聯社基于防止關系貸款、防范風險的考慮，并不是每筆貸款都批準的。

　　“有時候，我們只能做短貸款周期。比如將本應是5年的項目貸款，做短成1年期的流動性貸款。”有信用社人士對記者說，更為隱蔽和嚴重的情況是，個別信用社會將貸款做成更短期限，一旦借款者需要貸款展期，便加收較高利息，獲取高收益。

　　農信社另一個“另類買賣”是參與省聯社組織的社團貸款。即省聯社上收貸款權限，再將各地信用社富余資金集中投放。“從某種角度講，這確實增加了信用社的收益，做得好的話，也降低了信用社的貸款風險，不過，這種貸款權限上收的管理方式把信用社搞得和國有銀行一樣了。”有信用社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讓社團貸款充滿風險的是，一些貸款投放給了房地產企業，其實質是短貸長用，政策風險和產業風險都不小。

　　村鎮銀行吸引力

　　“國有銀行收縮網點的這幾年，信用社在一些地方成為‘老大’。他們與農業銀行‘和平共處’，而且也開始學國有銀行搶著要做大客戶，做大項目。以前背包串戶的工作方式再也不存在了。”有當地金融機構人士認為，工行、建行等國有銀行從縣域的撤出，相當于一塊存款“大蛋糕”少了幾個人分，剩下的人分得的“蛋糕”都比以往多得多。而在貸款市場方面，除個別項目外，農業銀行發放貸款極少，在有的縣，農行2006年全年僅新增貸款5萬元。農信社更沒有了競爭壓力。

　　與貧困地區鄉鎮信用社貸不出款，活不下去又撤不了的情況相比，“這兩年，大部分縣級信用社的日子還是很好過的。存款和貸款都成倍增長，資產質量大幅提高，效益也好了。”他說。

　　但在記者采訪中，不論信用社日子好不好過，當地政府都非常希望有新的金融機構介入，比如銀監會去年底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中所提及的三類新機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以及農村資金互助社。但這三類機構中，不少地方政府對村鎮銀行表現出了獨一無二的濃厚興趣。

　　即使是在上述信用社小額信貸貸不出去的一些鄉鎮，其政府官員也對記者表示，強烈希望有村鎮銀行介入，以更多的競爭迫使信用社機制更加靈活。他們同時認為，村鎮銀行的出現，會使一些本來在信用社貸不到款的人可以從村鎮銀行借款，通過這種方式，民間借貸的狀況也會有所緩解。但是，村鎮銀行通常不會考慮不良貸款對一家銀行的拖累。

　　“新設一家銀行機構談何容易！按銀監會規定，花費最少的是在行政村新設信用合作組織，注冊資本不低于10萬元。但還要加上啟動資金，工作場所、設備、系統等等都需要花錢，人員的招聘、培訓更是困難，沒有四五十萬是辦不下來的。這筆錢對貧困地區來說實在是個大數字。”有當地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村鎮銀行的最大股東必須是銀行機構，貸款公司則應為

商業銀行的全資子公司，而商業銀行目前主客觀上都要求經濟效益，希望這些身價“高貴”的金融資本到達人均收入不到千元的特困山區，則有一定難度。

　　那么，特困地區信用社和金融服務究竟該怎么辦？

　　2004年，銀監會曾組織云南、貴州、四川、陜西、甘肅、青海、廣西、新疆、寧夏等省(區)探討特困地區信用社問題。當時曾試探性地提出，這些地區信用社改革的四個思路。

　　一是把解決農村信用社的問題放在整個縣域金融中通盤考慮，對農發行、農行、郵儲等金融資源重新整合。

　　二是采取“政策性金融為主、商業金融為輔、放活民間信用”的方針，完善政策性銀行功能，進一步激勵商業性金融機構用好資金，解決

郵政儲蓄資金流出農村的問題，引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

　　三是把改革重點放在信用社制度轉型上，突出優化產權和治理結構，轉換機制，科學管理，加強內控。

　　四是對特困地區農村信用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盡快消化歷史包袱，使其輕裝上陣。

　　不過，截至目前，并沒有專門針對特困地區農信社及民間金融的全國性政策出臺。農發行、農行和

郵政儲蓄的改革雖一直在推進，但其對特困地區金融生態的改善效果仍有待時間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