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經驗表明,信貸控制往往很難達到政府預設的目標,并且以控制投資增長為目標的信貸控制,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要遠大于沿海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博弈的結果通常會降低信貸控制的效率,投資增長可能會因為信貸控制或其他行政措施的出臺而稍有放慢,但一旦調控過后,投資增長的反彈也非常明顯。近年以來,得益于政府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等一系列地區發展政策,中西部地區投資增長的速度遠快于沿海地區。例如今年1-10月份,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了36%和30.5%,而沿海地區的增速只有22.2%。如果控制信貸的政策得以嚴格執行,可能會與政府縮小地區發展差異的政策沖突,結果政府不得不在兩者之間進行取舍。

　　即使政府成功地控制了信貸,投資增長的減速可能也比較有限。隨著國內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融資渠道較過去有了很大的發展,企業完全可以通過私募基金、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公司債市場和股市融資化解信貸控制帶來的壓力。伴隨信貸控制而來的是體制外資金循環的增長,民間借貸等其他融資形式會有一個較快的發展,削弱了體制內信貸控制的效果。

　　另外,信貸控制很難避免一刀切的弊端,中小企業貸款將是被削減的主要對象,而資金相對充裕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可能會乘機擴大其市場份額,大量中小企業可能面臨被擠出市場或被并購的結局。經濟中最具活力且往往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的縮小,不利于政府創造就業機會目標的實現。

　　嚴格而又出其不意的信貸控制會為商業銀行和一些企業的盈利帶來很大的壓力。可以預料的是,如果第四季度信貸零增長的目標得以實現,商業銀行年末的利潤增長速度將會下降;一些企業由于投資計劃被迫中斷,特別是由于流動資金緊張或者資金成本的上升,企業盈利能力也會下滑,這有可能引發銀行不良貸款的回升。盡管明年由于兩稅合一的影響,銀行獲得的減稅好處可能會部分抵消經營利潤增長放慢的影響,但資產質量的向下調整將直接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和上市銀行的股價,甚至可能導致股市的大幅度調整。對商業銀行而言,中間業務收入較低的中小銀行的生存環境將會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其中的一些銀行甚至有可能將面臨破產的風險。

　　信貸控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會在明年逐步顯現出來。首先,政策風險將會降低"風險厭惡"類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同時,一些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將會出現,融資成本提高,投資增長可能放慢。其次,信貸控制并不能夠從源頭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銀行存款的實際負利率將會驅使大量的資金涌向資本市場和

房地產市場,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由此產生的資產市場的劇烈調整可能會損害投資者的信心,放大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第三,如果出現政策失誤,將會引發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信貸控制舍棄了市場價格的信號作用,有可能出現矯枉過正的結果,損害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今年恰好是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盡管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經濟形勢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內外部經濟的走向與1997年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國與美國等經濟的脫鉤可能是暫時的,這是因為目前外部經濟的放慢還相當有限,如果外部經濟急劇惡化或者美國經濟明年出現衰退,中國經濟的深幅調整或難避免。當外部沖擊與內部從緊的調控政策相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從軟著陸變為硬著陸這一幕有可能重演。

　　4. 信貸控制能走多遠?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在于幫助市場形成一個良性的預期。反過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會見效,但這樣的政策很難重復使用,一方面,政府政策的不可預見性會增加投資者對經濟的信心,另一方面,投資者形成的理想預期往往會繞過政策,降低政策的有效性。原來,信貸控制作為貨幣政策的一個補充只在年末出現,從明年開始可能會按季度控制,如果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一些風險性因素沒有改變,也可能進一步收緊為逐月的信貸控制甚至按項目控制信貸,信貸控制的成本以及對經濟扭曲的負面現象不可輕視。

　　近年以來,我國的經濟改革加快了市場化進程,但信貸控制等一系列行政措施的出臺表明,暫時的宏觀經濟風險可能會使得市場化進程停滯甚至倒退。

人民幣匯率改革、資本賬戶的逐漸開放、銀行業開放和商業銀行改制等都是向市場經濟邁進的重要步驟,而以信貸控制為核心的一系列行政調控措施,離市場經濟越走越遠而離計劃經濟更近。計劃經濟的一些弊端將會逐步顯現出來,如信貸配置的效率下降、市場公平競爭的機制受到破壞、變宏觀調控為微觀管理和對行政干預的依賴等。

　　商業銀行的改制和上市的目的是強化股東和市場對銀行管理層的約束力,信貸控制無疑會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使得商業銀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服務股東的意識,又退回到原來服務政府政策的老路上。如果銀行經營不善,市場或股東很難分清楚是由于經營者本身的原因還是政府干預的結果,這將會助長銀行經營者的道德風險,政府將不得不再次承擔由此產生的經營虧損或不良貸款。從我國銀行業健康發展的角度來看,信貸控制政策不宜成為常態。如果今年政府信貸控制目標得以實現,表明政府的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輪銀行改革的不徹底性,也說明銀行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結構性扭曲是目前出現的一系列貨幣現象的根本原因,人民幣適當快速升值和刺激國內消費是平衡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在短期之內,通過刺激消費而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做法受到通脹的約束難以充分施展,只有

人民幣升值的副作用相對較小,應該成為貨幣政策從緊的一個主要內容。只有人民幣的適當快速升值才可能為國內其他貨幣政策的實施創造空間,在減少對信貸控制依賴的同時,收到防止通脹和經濟過熱之效。

　　【作者為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經濟學家,本文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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