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財新傳媒主辦的“第八屆財新峰會”于2017年11月15日-17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改革再出發”，中國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出席并演講。

　　于學軍表示，近年來，圍繞我國金融業“脫實向虛”的話題很多，資金不愿意到實體企業中去，產生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現象，“問題年年講，年年解決，年年解決的效果有限”。

　　他認為是兩個因素造成的，第一，我國傳統制造業投資環境已悄然發生重大變化，比較成本優勢顯著下降，不僅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在技術及產品質量上的競爭壓力，而且也出現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前有標兵后有追兵，背腹受敵。使得人們曾經耳熟能詳，如雷貫耳的“中國制造”、“世界工廠”、“中國價格”等詞匯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經濟長期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下，為了應對危機，我國出臺了兩輪政策，第一是2009到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第二輪是2015到2016年最為突出，兩輪刺激政策的特點是貨幣信用大規模擴張，形成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從而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這一點，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便可見一斑，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2009年比重是25.6%，到2015年已突破80%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的問題是貨幣信用過多過快膨脹，容易形成資產泡沫并使債務率水平持續上升，積累金融風險，并有可能越來越大，這種狀況反過來對經濟增長構成新的矛盾和風險。

　　而在此時，人們普遍發現制造業的投資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先中國制造很賺錢，民營企業熱衷于實業投資，爭先恐后的進行技術更新改造，不遺余力的擴大產能，現在全難乎其難，不僅國內面臨飽和的問題，而且出口不易，國際市場對中國的需求“胃口不大”。同時，中國制造已變得利潤單薄，不少企業面臨虧損，大中企業中就逐漸產生所謂的“僵尸企業”現象。

　　于學軍分析稱，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實體企業開始將目光轉向利潤豐厚的房地產開發和金融業等領域，熱衷于投機和“掙熱錢”，出現了“脫實向虛”的現象。

　　“如果金融的發展離開經濟這個基礎，金融便會成為無源之水，這是一個常識，所以我認為簡單地說金融業脫離開實體經濟脫實向虛根本不能成立”，他補充道，“如果資金僅在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拆借、融通，那金融業便無利可圖，資金只有進入實體經濟才有利潤來源，事實也如此，如果不是資金未進入實體經濟，我認為不是虛擬經濟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而是不愿進入制造業企業，他們都投入到了房地產平臺等，否則遍地開花的房地產又從何而來呢？”

　　當前，傳統制造業無論是面向生產制造的投資類產品，還是面向大眾的一般消費品，均出現了產能過剩、市場飽和現象。以智能制造為核心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不斷涌現，強烈沖擊著傳統制造業，出現了淘汰升級、整合、迭代等現象和說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不斷創造出來，出現了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所謂五大最具發展潛力的制造產業。然而，“所有新的技術、產業產品等均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雖然空間巨大，想象力無限，但是同時卻面臨著明顯的不確定性，收益與風險同在，機遇與挑戰并存”，于學軍表示。

　　他分析稱，一方面是傳統制造業產生的大量的不良信貸，持續時間長，范圍廣，另一方面就是新興產業方興未艾，前景、效益、風險等難以準確判斷、度量，這對銀行業的業務發展和風險管控等都增加了新的難度。

　　在談到宏觀經濟時，于學軍表示，宏觀經濟政策結構出現重大調整。在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由于人民幣長期面臨持續的升值壓力，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依靠外匯占款，吸收外匯的同時存儲相對應的人民幣，2008年之后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我國原先穩定的基礎貨幣投放模式開始變得動蕩起來，尤其是2014年之后，由于人民幣出現貶值趨勢，我國基礎貨幣發生了重大變化，補充抵押貸款、逆回購成為重要的工具，其投放貨幣的規模越來越大。

　　“由收購外匯資金和大量使用新型貨幣政策性工具投放出去的信貸資金表面看并無二致，但是實際上大不相同。外匯資金主要來源于市場主體，其所投放的信貸資金自然主要回歸于市場，多屬于實體企業。而新型政策性工具投放的信貸資金，主要是通過金融市場進行操作，大多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流轉、流通，最終投向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市場開發等“，他表示。

　　在財政政策方面，除了中央財政所占比重持續上升，以及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之外，重要的是推出了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和重點建設基金的階段性政策。重點建設基金的目的在于解決地方投資項目的資本金不足問題，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擔保或者回購，也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負擔。

　　“這三方面的政策相互聯系配套，直接效果是促進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釋放出來的資金大部分進入地方政府平臺公司，并由其組織社會投資活動，但是背后卻引發信用貨幣的擴張，形成房地產熱潮，導致資產出現泡沫化現象”，于學軍認為。

　　我國貨幣信貸雖然大量投放，但是很少能夠進入實體企業，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平臺公司、房地產，結果導致中國的貨幣信貸結構裂變，貨幣的真實購買力下降，人民幣出現貶值壓力，出現資本外逃和轉移資產的現象。并且這樣的效果還會使貨幣產生一個稀釋效應，導致眾多實體企業的自有資金變相貶值，使其資金流動更加捉襟見肘，從而出現大多數實體企業補充速度趕不上資金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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