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長安講壇（第306期）于2016年11月17日在清華大學開講，論壇特邀專家、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出席發表題為“社會公平與兒童發展”的演講。

　　盧邁稱，中國老百姓對于公平實際上是比較敏感的，數據分析表明，在中國大體上10%還要多的人，對自己生活情況很滿意，大概33%的人對自己生活比較滿意，40%左右的人認為自己生活的一般，那么還有10%左右的人對自己生活的情況不滿意，這和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其表示公平的核心問題不只是一個收入分配的問題，它包括財富，包括就業，機會，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資源，包括健康，包括社會保障和財政。

　　他也指出，中國政府不是無所作為，對于不平等狀況惡化，以及現在居于高位的社會不平等已經有了很清醒的認識。比如說對經濟體制改革就提出來了，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等。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我國兒童的貧困率高于成人的貧困率。為解決這個問題，盧邁建議從兒童階段開始投資人力資本，對兒童的營養和教育進行全程全面干預，干預越早，成效越顯著。從孕期一直到就業對貧困地區的兒童全程地持續地關心，重點干預，給他們創造機會來縮小和城市兒童的差距，這樣才有利于社會公平。

　　最后，盧邁指出，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實現社會公平需要綜合性的措施，包括多維的扶貧脫貧政策，在城市化過程中縮小城鄉差距，建立長效機制反腐，完善社會福利體系等舉措。

　　以下為演講摘編

　　盧邁：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到清華經管學院來參加《長安講壇》，我有一個自私的目的，如果在座的同學中有人對社會組織，公益組織的工作有興趣的，有應屆的畢業生如果想找工作的話，我希望今天就算是一個招聘介紹。

　　社會公平問題這十多年來引起了人們高度的關注，在這個之前世界的浪潮是往另外一邊拐的，往右轉的，全球化的發展勢不可當，原來撒切爾、里根引導的革命產生的經濟增長，帶來財富增加這樣的一些好處。但是人們開始注意到它的副作用的時候，那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開始有學者認真分析收入分配的情況。

　　最近美國和歐洲先后發生了兩個重大的事件，一個是英國脫歐，一個是美國總統大選，都說明了這個社會當兩極分化以后民眾會有一種訴求，這兩次的公投或者是選舉都是50%的人選擇了另外一方，幾乎是不計后果地愿意嘗試一下新的東西。經濟學家們集體站出來反對脫歐，企業家出來呼吁，后果非常嚴重。

　　美國同樣，企業家們組織起來試圖來擋住，政黨還有媒體集體行動，但是擋不住那50%的人，為什么？這是說他們在目前整個的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這50%的人他們是受損的。如果一個社會有50%的人認為自己受了損，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做出改變，我們對這種情況需要進一步分析，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第一個討論一下關于社會公平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要想爭取社會更加公平，我們能夠做什么？人類社會一直在做這個嘗試，在做這種努力，我們學習了國外的一些做法，在本國內開展了實踐，我們認為兒童發展，尤其是兒童早期發展是促使社會更加公平的一種有效的途徑，它不是唯一的途徑，但它可以是一種有效的途徑。那么我們根據我們的試驗提出一些看法，在這里向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想講這樣的四方面，一是不平等的現實與反思。二是當我們說不平等的時候，我們心目中的平等公平究竟是什么含義，這需要澄清一下，沒有人說我不主張社會公平，都主張社會公平，很多人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一種公平的狀況？這個概念是很不一樣的。三是市場經濟下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是什么，可能的選項是什么。最后講講我們認為的一種途徑它是不是可行。

　　不平等的現象與反思

　　我講第一個問題是不平等的現實與反思。這方面最近的文獻、數據資料很多，我們簡單過一下。

　　比如說，福布斯統計的全球一萬名富翁的數據顯示，其中有1810名億萬富翁，所占資產的數量那是相當驚人。他們的財富在迅速增長，新興市場國家1%的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都是往上走的，只有少數的人，1%的人口的收入占比不斷上升。

　　數據統計全球最富有的80名富豪，他們的財富等于全球最貧窮的35億人財富的總和。而2010年是388名億萬富翁的財富相當于一半人口財富的總和，所以財富是越來越集中了。這是根據美國選舉以后產生的情況，有人做的分析。

　　就業的比例也在發生變化，中產受著擠壓，比例在減少，要么去到高收入的那些機構去，例如華爾街金融，要么去低端的。屬于中等收入的群體，他們的就業，他們的工作崗位受到了擠壓，而且這個社會的底層的這一部分，底層四分之一的這些人他們的收入也沒有在增長。

　　這是國際上的情況，財富在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大部分人沒有得到好處，他們在就業也受到威脅，工資也沒有增長。

　　中國的情況，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所以和發達國家的情況還是不一樣。總體來說，我們的貧困人口情況有所改善，脫貧的人數非常多，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但另外一個方面，整個收入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我們看一看這個情況。

　　這個好處指的是我們的貧困縣，按照現在差不多1.9美元的標準，2015年農村貧困人員是5575萬，當時的標準線每年收入2855元，這個數字應該說有了比較大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貧困人口還是在下降的。

　　但是在低收入人口情況有所改善的時候，我們的社會的收入差距卻是非常大的。這個數字開始于2003年，大家知道1980年我們國家的這個基尼系數是多少？1978年的時候據說是經濟學的推算是0.18，1980年的時候也是一個推算是0.20，所以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相當平均的一個社會。我在工廠你拿38塊錢，那么廠長他也就60多塊錢，差不了多少，但是就在三十多年來，市場經濟創造了大量財富，同時也創造了一個非常大的社會收入的差距。

　　中國經濟發展全球最快 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全球最快

　　斯蒂文教授曾經說，中國基尼系數上升的速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在短短的三十年間，我們平時愛說經濟發展速度是世界最快的，這個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們的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是世界最快的。好在從2008年、2009年以來，這個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有所遏制，收入差距根據統計局的數據是有所縮小的。

　　但是這種情況有人不太贊成。學者里頭有幾個調查，王小魯老師有一個，西南財大有一個，北京大學外聘教授，謝宇教授也做了一個，大體上都認為統計局這次有點低估。王小魯的這個根據，就是他做了一個推算，說大量的灰色收入沒有計算在內，其中包括腐敗，公共資金管理存在漏洞，社會體系的健全，資本主義市場管理不善，壟斷收入性收入不合理等等。

　　這個是有一定的依據的，因為咱們中國存在著比較大的灰色收入的地帶，還存在著腐敗，但是我們和世界銀行交流，他們就講各國的情況都差不多，美國的情況可能好一點，他們的稅收體系比較完善，在拉美也存在對高收入群，他的收入統計不完全這樣的情況。那么跟他相反的一面，就是各個地方的物價水平不一樣，所以在統計收入的時候，同樣的收入和物價要做一個調整，拉美做了，我們國家他們也在做了調整，但是這些屬于技術性的我們在這就不討論了。

　　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世界銀行用了一個數字，當年中國大概是0.42，美國是0.45，阿根廷是0.46，英國是0.40，俄羅斯是0.42，法國是0.33，德國是0.27，丹麥是0.25，也就是說北歐國家，還有日本等發達國家，他們的社會福利體系比較健全，他們的社會政策執行的比較好。在經過再分配以后他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比較小的，但是這個數字當時還是讓我們有點驚訝，就是我們比美國在這方面還要差。

　　中國老百姓對公平實際上比較敏感 其中知識分子更敏感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中國收入差距的比較，這個收入差距的大小跟人們的感受是有關系的。有的國家收入差距即使大一點，比如說拉丁美洲，但是他們也還能接受，一直到5點多，當然政府要采取平民主義的政策也要做很多事，但是那些國家對于這個收入的差距接受的程度會高一點。而中國由于歷史的傳統，以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實踐，老百姓對于公平實際上是比較敏感的，而認為不公平的，知識分子里邊對這方面認識的更多。

　　我們用了社科院的數字，認為不公平或者是不太公平的達到三分之二的人。女性對這個不公平感受更強烈，年齡越大對于社會公平反而還認為好一點。

　　那么社會公平感和受教育程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對于對于現代社會公平這樣的人數越少，比如高校學生給出的這個數字。不同職業群體里面農民和私人企業主，他認為存在著自由的選擇，他們反而認為公平程度比較高，而下崗失業的人和管理人員正好相反。

　　我們基金會包括50人論壇吳曉靈老師做了一個居民滿意度的調查。民生指數有一個組成部分，各國都說GDP不能體現國家的發展水平，所以各國都在尋找新的辦法，那么吳曉靈同志帶領一個團隊做了關于民生指數的分析，我們基金會出資資助了，并且幫助做了組織工作。由于這個研究很重要，從2013年起這個項目轉移到國務院發展中心由財政部直接出錢來做。

　　這里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它做了一個滿意度的調查，樣板量挺大，也是四五萬份的調查，也是由國家統計局做的，所以這么大量的一個調查在咱們國內，平常大家不太說，但是可以作為決策依據的東西。對于自己生活的滿意度，我們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是非常不滿意，然后比較不滿意，接著是一般的，再下面是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

　　大體上10%還多的人，對自己生活情況很滿意，大概33%的人對自己生活比較滿意，40%左右的人認為自己生活的一般，那么還有10%左右的人對自己生活的情況不滿意。

　　不滿意群體對社會公平、對于社會的狀況他們有比較強烈的意見，尤其是那個非常不滿意的部分。這個調查的結果有一條有意思，就是它是相當分散的，在全國地域范圍內是相當分散。原因也不集中，但是大體有這樣的特點。離婚的人群不滿意的多一些，下崗人群不滿意的多一些，男性多于女性，中年人會比較不滿意，老年人像我們這樣的歲數是滿意的多一些，這也算比較有意思。

　　從數量上來講，跟別的國家交流，說有10%的人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這是比較正常的一個比例，而且中國在其他的幾個調查中，中國和巴西對自己生活滿意是比較高的，認為改善的也是比較高的，和這個調查是一致的。但是永遠不要忘記中國是13億人，如果有一億三千萬人對生活不滿意，有兩千六百萬人很不滿意，就有一點危險了。

　　可以看到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有點糟糕的就是2015年的情況有點下降，據說最新的數據，2016年出來的話情況又在反轉，但總的來說對于未來有信心的人占了三分之二還強，他覺得未來會更好。這是對滿意程度，對各個方面公共服務的看法。

　　不平等的代價很大

　　對不平等狀況的全球性反思，這個問題這些年應該說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我在2013年見斯蒂文，他會說很奇怪，為什么現在經濟學不研究這個問題了，就是收入平等的問題，他很快就出了書，這個書也有中文版《不平等的代價》，他認為這個代價是很大的。

　　他說市場的優點本應是它的效率，但是現在的市場顯然不是有效率的，即便現在是有效率的，市場也會造成高度不平等，從而給人不公平的感覺，而我們為超大不公平付出高額代價，不僅是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甚至還有更多的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和公平的社會將來也像市場那樣運行（競爭性多，掠奪性少），并且能調整市場的過度行為。這是斯蒂文教授的看法，他認為社會主義是有道理的，要有政府發揮作用。這里討論就不是大小的問題，而是討論市場和政府之間匹配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比較通用的還是《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非常有意思，這么大本大量的數據事實，但是這本書是擺在超市的書店，機場的書店里頭，就是它是作為一種給大眾看，買的人不少，所以這也應該說是引起各方高度觀眾的一本書。

　　那么皮克迪的研究說明關于工業國家財富積累，以及經濟成長的統計數據，顯示資本創造的所得成長率是經濟成長率的好幾倍，以至于工資成長率鮮少超過經濟增長率。當然說的過程不是一條直線這樣下來的，二戰以后尤其六十年代的情況都是在好轉的。

　　但是他說以近30年的情況，資本的年報酬率達到4%，或者5%，而經濟年成長率僅1.5%左右，因而擴大了貧富差距。勞動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資本收入在上升，里面指出由于70年代以來，所做的稅實際上是非常有利于富人的，比如說勞動所得稅。美國是由39.6%下降35%，減了4.6%，但是股息是由39.6%下降到15%，而且遺產稅是取消了，所以宏觀的經濟政策是有利于富人，有利于他們積累財產。我們現在知道美國候任總統也在做進一步給資本減稅，使他們增加這方面的投資，能使窮人最終能就業，能得到好處，產生滴漏的現象。

　　海克曼教授專門分析了美國的平等，他對這個提出了一個分析，不斷上升的不平等現象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不平等是有密切關系的，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家庭和社會和國家，在一個兒童方面的投資是以50萬美元到100萬美元，而在發展中國家只是幾千美元的數據。在富人和窮人之間，人力資本投資的巨大差異在后來產生的收入分配差距，這是他的一個重要的判斷。

　　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的研究員阿特金森爵士他做了這方面的分析，他指出富人不僅在市場上獲益，還靠影響政府政策獲得長期收益，政府在影響全球化收入分配、科技進步方面也很重要。比如說稅收政策，川普是很聰明的，四次用破產逃避了還債，最終他也沒有公布他的稅單，而且估計以后也不會公布，因為他得到了不少返還，所以實際上他付的稅肯定是很少的。那么現在他上來以后會進一步地這樣做，美國的兩極分化還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他認為政府應該影響科技研究的方向，更多地幫助勞工，對貧窮者進行教育培訓，更多由公共部門提供就業等等。

　　牛津大學的教授現在關心技術革命產生的影響，他和海格曼在這方面有一致的地方，我們最近參加一些研討會，國外都在討論，因為智能化的發展使得未來，比如說汽車司機，還有很多低端的就業崗位會在未來十年里頭失去，那么這樣一個很大的人群他們的就業怎么解決？這是要和我們中國來討論的，我們現在還顧不上對于出租車司機未來就業的擔心，我們還有大量的農民工需要操心呢。

　　市場經濟是不是不講道德？

　　中國政府不是無所作為，對于不平等狀況惡化，以及現在我們居于高位社會不平等是有很清醒的認識的。比如說對經濟體制改革就提出來了，要有一個市場要發揮作用，同時要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等。

　　這個反思中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差距是不是合理的？什么程度的差距是合理的？市場經濟是不是不講道德？窮人之所以窮是不是因為自身懶惰？

　　第二個大問題，我們想說什么是公平？怎么算公平？公平的意義又是什么？

　　關于公平的概念，我們在2005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ENDP合作寫的《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分析中國社會公平的狀況。這個報告由好幾位頂級大腕參加，首先討論的問題是“公平”這個詞，中國平常用“平等”，但是在英文中Equality，它是對客觀的分配結果和分配狀況的描述。

　　第二個是“正義”，包括合理性的內容，具有強烈的規范性，平等只是一個度量，正義含有這個意思，公平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是用正義原則對分配過程和分配結果的價值判斷。

　　中國在翻譯平等、公平的時候，這個平等的含義有雙重的，一方面既是度量，另一方面本身也含有價值判斷的意思，所以我們在很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關于平等的概念和公平的概念來交替著使用。

　　那么平等和效率由于我們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所以我們隨時隨地都會遇到這樣的沖突，我們現在大家對于拆遷都會很反感，但是如果這個東西做到了極致，那就是日本東京機場。有這樣一個案例，它有一塊地，地的農場主說我就不交出來，我就不賣，三十年里這個機場沒有辦法擴大，雖然日本東京很大，但是機場的跑道就是修不起來，然后直到他去世，他兒子才把那塊地賣了。

　　法律上日本人說，我們的法律也規定為了公共利益是可以要征收的，但是實際上做不到，所以他很羨慕中國。日本東京有一條路，我忘記是在哪了，離市中心很近的，要修通這條路，也是有一個地主放棄，這條路就是修不成，一直到最后老人去世。我們是不是要這種？對于自由產權的徹底保護，損害了航空效率，交通效率。

　　那么這個平等和這個效率之間它是有沖突性的，當然它也是有互補性，如果做得好，比如說丹麥社會福利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等等。北歐的經濟是很典型的，它的個人收入一交稅就交50%，然后再加上消費稅，大概70%的錢回到政府那里了，政府從搖籃到墳墓都管起來了。

　　北歐人是不會贊成放棄他們的福利制度，他們愿意多交一點保持我現在的狀況，當然北歐國家也在改革，他們在改革養老金制度，也搞了個人帳戶，在改革事業保險，但是在大的框架下他們還延續了原來模式，而他們取得的經濟增長在歐洲還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討論公平與效率還需要考慮公平與自由，是我們每個人都很愿意的，知識分子最討厭說對自由的干預。那么這里有馬克思，有其他的經濟學大家的一些判斷。

　　這是我們當時做的一個分析框架，公平的核心問題不只是一個收入分配的問題，它包括財富，包括就業，機會，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資源，包括健康，包括社會保障和財政。

　　中國的財富分配和住房改革有密切關系，住房改革以后手里財富的分配差距一下拉得很大，社科院趙教授他們在這方面有調查，中國的土地制度就應該私有化，但是如果把土地制度作為一個變量來考核，土地制度是對于中國農村財富平等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那么在說的這些以外，我們就說說各種不同的公平觀，我們說應該怎么衡量，它的狀況是怎么樣的，一些宏觀因素對它產生了這樣的影響等等。我們要公平，但是我們要什么樣的公平？比如我們清華大學可不可以說我們設立一些名額專門就給貧困地區，這是一種公平。當然在美國，當大學設定了這樣一個限額的時候，給黑人，給其他少數主義，受損的就是華人和亞洲人。

　　我們在追求什么樣的公平？

　　那么什么是公平？我們追求什么樣的公平？這個在理論上大概有很多說法，其中有這些東西可能對我們影響比較大的，這個影響比較大的是邊沁的功利主義的公平觀，它主張以結果作為判斷標準，看它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即強調一個社會整體效果的最大化。如果仔細想想我們的很多主張，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改善，前一段我們也確實這樣做的，這很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整個效益最大化，這個對不對呢？我們能不能接受呢？邊沁主張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合理性。

　　最大多數人，首先還是考慮的是一個整體，然后考慮了蛋糕做到最大。那么第二，使幸福最大化，使快樂總體上超過痛苦，有這樣一個大的價值判斷。

　　但是他的這個說法里面有一些東西不太容易衡量，比如說效率，另外一個就是最大的問題是它會用總體的利益來壓迫少數，不顧個體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那么這種情況我們也是要特別防止的。

　　邊沁大家都知道，他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當時正在工業化時期，英國有很多乞丐，有兩種人感覺不好受，一種是心軟的，一種是心腸比較硬的，但是看到乞丐在那里也是不舒服。邊沁有一個方法，他說要設立救濟醫院，他主張這些人就要把乞丐抓起來送到救濟醫院里，這些乞丐就可以在這領到20先令，這20先令設立一個帳戶，然后這些人要在這個里邊，要干好活把這20先令還了，把自己救濟的費用還了。

　　再一個是平均主義公平觀，它對于個人的收入、財富平等分配，強調消除等級和差異，現在這種方法在世界上還有少數地方在實施，比如像中國的少數仍然保持公社制度這樣的村莊，在以色列工廠一些財產都是集體的，你吃飯在食堂，衣服領取，給你一點錢作為零花，這些人是北歐移民，占人口2%，但是以色列空軍占20%，是代表帶有強烈社會主義理想的一批人。

　　所以平均主義公平觀，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要平均分配，仍然是在一些地方存在，不能說完全不存在。但是這種公平觀忽視人的偏好差異，它不能解決激勵，不能解決效率方面的問題，所以作為現代這樣一個階段，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剛剛滿足，比如說中國，還面臨著很多各種需要，必要的需求還需要滿足的時候，平均主義公平觀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

　　康德的公平觀是比較有益的，他說人作為人，你自己要作為你自己，所以公平對待別人本身就是你人生尊嚴的一種體現，所以他把正義的原則說成是絕對命令，所謂絕對命令就是根據作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的人的本質而適用于一個人的行動原則。這個說起來比較繞嘴。但是他強調道德令法應把人體現為自由而平等的有理性的存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一致的贊同。你是人就應該尊重別人，大家都是平等，在康德社會公平是一個絕對命令。

　　亞當斯密對公平正義有一個很好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市場競爭，有一次我在干部培訓的時候把這段話念出來問他們誰說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對于我們來說，第一是發展，第二是協調發展，我們要特別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在中國現在比較有市場的，像諾齊克，他是主張自由至上的主義公正觀，他們認為財產全等各項權利具有絕對優先的地位，政府應減少干預，讓自由市場進行自發調節。這里有一段特別明確的說法，說任何企圖帶來更大經濟平等的嘗試都注定是有壓迫性，并且對于一個自由的社會是有害的。社會公正要做點事的話就是干預了自由市場，就是對別人的壓迫，就是有害。它的產生有它的原因，就是蘇聯東歐當時的實踐產生了他這樣一種極端的判斷。這種極端的判斷也有一套推理，初始的分配就是神圣的有理的，任何對它的侵犯都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原來占有的就是合理的，然后依據這個占有繼續地發展都是合理，不存在任何轉變的情況的必要。

　　所以這種極端的看法我覺得如果要是把他的東西都拿出來看的話，大部分人是不會贊同的。

　　再一種就是哈佛大學教授，前兩年去世的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我們同學都應該注意到他說的，兩個原則，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廣泛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平等的自由原則。二是機會平等，若不平等則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如果有什么不平等，首先要對弱勢群體有利。

　　這是我們國家領導人一直強調的，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十八大報告指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隨時隨地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后面講中國夢的時候就特別做了強調。

　　介紹了這些以后，我們說一說我們自己。公平正義是一個價值需求，如果做不到這條，它會破壞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再嚴重一點會導致社會沖突，侵蝕社會團結，而且從社會方面會影響到經濟結構的失衡，人力資本的浪費。所以社會公平本身是有著直接的社會意義，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的。

　　這個世行曾經做過關于社會和諧的指數，社會越團結，社會本身發展越好，人們的幸福感越強。現在的問題就是美國人、英國人50%的人很憤怒，中國現在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這個社會有太多的怨氣，怒氣，隨時隨地地表現在為點小事就會大大出手，在微信微博上就大罵出口。那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

　　在權利平等的前提下承認社會有所差別

　　我們基金會考慮了這些主張以后我們當時確定了這樣的原則，羅爾斯的主張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我們大概確定了這樣幾條。

　　第一是權利必須平等，尤其是政府權利必須平等。過去最不平等的時候是農村人口選舉人大代表，它的比例和城市人口還是不一樣的，現在都統一起來了。

　　第二條要講機會平等，經濟機會要平等開放，社會機會要平等開放，過去分配，誰有關系誰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對待，現在我們起碼在表面上我們做到了平等，說大家都有機會，可是實際上由于大家的關系，社會交往的能力不同，所以還是不平等的，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如果再加上腐敗那就更糟糕了。

　　三是生存權和基本保障。我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每個人都都有生存的權利。

　　四是主體性和參與，每個人都有政治上參與的權利，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是發展競爭的參與者和創造者，而不是被動接受者。

　　最后，在實現這些前提的條件下要承認社會差別，我們現在還不能對于收入和財富做簡單的平均。

　　我們這個報告2007年獲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政策分析與影響大獎。時間關系我說快一點，我們在市場經濟下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我們做了一些分析，它的成因有這些。

　　國家提出了一個關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建議，這個建議很早就要出臺，但是一直難以成型，2013年2月發改委把它推出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那是在內閣要結束的時候提出的一個東西，讓下一個內閣去完成。那么它提出了目標，提出了這個分配方面的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收入的秩序等等。

　　這些原則性的東西都比較好說，但是實際實行起來還要更具體化。

　　我們基金會曾經做了幾個發展報告，關于扶貧我們提出說要推進新時期的貧困戰略，那么國家現在正在做脫貧，如果到農村去可以看到農村現在基層干部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就是脫貧攻堅。是三個支柱，一個是開發式，一個是保障式，一個是人力資本扶貧。具體政策現在有六項，教育、醫療、醫保、開發、搬遷等等。

　　第二個我們建議要建立健全全民共享的發展型的新型社會福利體系。

　　三是要積極推進城市化，這一點是解決中國社會收入差別的重大因素。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那么主要的是這兩個方面高，一個是區域的收入分配大，第二是城鄉收入差別大，這兩項分別占了整個收入差距的40%左右。真的在農村中或者城市中這個區別，整個區域內大概是20%多，所以積極地推進城市化，在城市中這些農村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會縮小。

　　印度的基尼系數是0.3，我始終不太相信，因為印度的統計應該是有點問題，但是它有一條就是它的遷徙是自由的，所以它在城市里面貧民窟這些，這種情況多少也改善了它的收入狀況，雖然住在貧民窟，但是政府還是有義務給它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城市化還是要積極推進。

　　對兒童的投資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

　　我們下面講第四個，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

　　這是從人力資本投資理論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的一些人在這方面很有研究。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的差異，對于人的收入，對于人的狀況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醫學分析看到的，通過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不同研究，進一步地分析到人力資本的形成早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所以也是芝加哥大學教授提出這樣一種主張，就說兒童發展的早期投資是有利于社會公平的一條重要的途徑。我們談一談它為什么是可能的。

　　先談談大腦的發展，大腦發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人們對于自己的認識到現在還有很多未解之謎，人們的死亡，人們的睡覺做夢很多東西我們不清楚，但是很多東西我們在逐漸清楚，其中一個重要的就是九十年代以來我們對大腦的了解。我等會兒放一個哈佛大學兒童中心的短片，這個事情說的是這樣的，大腦發育很神奇，分為五個區域，它的狀況是什么，怎么有一個互動的過程。

　　那么這個大腦呢，我們是在懷孕胚胎期六個月的時候就形成了大概140億到150億腦細胞，這是神經元的數量，出現了但是還沒有連接，大腦的重量在孩子出生的時候大概是300多克。隨著孩子成長到七歲，大腦的重量會達到1100克，1.1公斤這樣的重量。

　　大腦在發育的時候，后除了大腦細胞本身，就這個神經元本身的發展，很重要的是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就是給你展示的瘋長的過程，這些之間的連接使兒童本身可以看見，可以有觸覺，然后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各種能力，這個瘋長的連接的過程其中有些是不必要的，所以在兒童早期，會長的特別多，并不需要。哪些東西是得到的鍛煉，受到的愛護，這些東西后來會保留下來，兒童時期它的連接是成人的一倍，活躍程度是成人的一倍，在后面的修剪中不必要的會修剪掉，這個過程是用進廢退，你要是不用，沒有經過鍛煉這個神經元的連接就不好，對于后面的發展就有影響。不同的大腦部位主管著不同的東西，比如說前腦主管的是情感，當兒童受到了不要說虐待，只是忽視，那么都會對情感的發育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認知、情感和語言能力在這個過程中都是互相依賴的。

　　我們平常會回到這個問題，到底是基因重要？還是環境重要？這個研究說明了兩個都重要。當基因中帶來的一些東西，本來在子宮中就有一些社會的影響在那，比如吸煙喝酒會影響子宮，這是一種小環境，當你出生以后大腦發育的過程中外界怎么對他，這些壓力給他產生的影響直接地決定了他大腦的發育過程，所以基因很重要，但是外在環境同樣重要，它會影響到這些基因的表達方式，會影響到兒童的結果。

　　人在生命中始終在適應，在早期存在著敏感期，能力根據固定的順序形成，如果大家看見小孩都會看到幾個月會干什么，幾個月會干什么。威脅人類發展的社會和物理環節。貧困，壓力或者不穩定性形成的都有可能引發身體所必要的短期生理和心理調整，這會對學習、行為、健康等長期折磨付出不小的代價。

　　你如果小的時候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成年以后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好，這個是國外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用了大量的數據分析得出的。

　　這是在個體成長過程里，下面是歲數，然后給出他的敏感期，高低，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兒童的敏感期，無論是社交技巧，情感控制，符號語言等等，大部分是在四歲以前就形成了。《柳葉刀》說，如果兒童早期發育不良，他們損失會高達26%的未來平均年收入。

　　所以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受到忽視的兒童他會什么樣？在大腦發育里頭最經常用的一張照片，就是羅馬尼亞孤兒院兒童，他的那個大腦旁邊白的地方很多就是空白，大腦發育得很少，因為成天放在孤兒院床上沒有人管他，他大腦發育明顯是萎縮狀況。

　　海德曼教授分析了很多項目，比如說0-3的項目，4-5的項目，學前的，還有上學的，總的結論就是這條曲線。如果在早期每投入一美元，回報大約在六到七美元之間，其中社會回報遠大于個人回報。所以教育公平也對提升經濟潛力非常重要，投資兒童早期發展比對彌補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來。他認為能夠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社會政策不多，而兒童早期發展是這方面的一個最好的例子。

　　對發育遲緩如果要是不進行干預，可能會造成很多的損失，對于這個弱勢群體來講這方面的情況確實就非常的嚴重。我們這里給出一個《柳葉刀》做的一個兒童早期發展系列報告給出的一些數據，后期要在健康方面做出支出，另外社會還有其他方面的損失，那么損失大概是GDP的最高能達到百分之十幾的情況。

　　我們國家的貧困，兒童的貧困率高于成人的貧困率。就是它的貧困比率在不同的年齡段是這樣的，當你到了勞動年齡的時候，因為你有勞動能力，那么在這期間的貧困發生率是比較低的，而在兒童時期是比較高的。

　　這個貧困對于兒童發展會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做了兩個調查，一個是0-3歲，用的是篩查量表，在甘肅華池篩查的結果就是42.9%的兒童要么直接就是異常，其中有19%判斷異常，需要去看醫生的，23%的兒童是疑似，懷疑他異常，這需要經過觀察三個月以后再來檢查，十個孩子里面就有四個可能是不正常，這個數字是很高的，上海同樣的方法，因為首先在上海引入的，上海這個數字不到10%，其中確診的也就是2%是異常。

　　那么另外一個數字，我們做的就是關于3-5歲兒童的發展，這個用的是中國兒童發展指數，這個側重的結果在云南尋甸的農村兒童，那是一個貧困縣，五歲兒童的發展水平相當于上海三歲兒童的發展水平。

　　當我說這個數字的時候我是挺沉重的，我有一次回我母校首經貿去講，有的同學直接站起來說你說的不對，你在鼓動歧視農村兒童，歧視農村學生。我們說個體之間是存在很大差異的，中科院心理所的調查測試，即使在農村流動兒童中，也同樣有3%-4%是超長兒童，也就是說特別聰明，很有潛力。所以即使在貧困的地方也有這種3%、4%，但是我現在不說這3%、4%，我說那個90%，說這個40%，這就是他們處的狀態，我們說多數，這里沒有一點貶低農村，看不起農村學生的意思，能夠到這來的估計即使不是超長也是很優秀的，但是還有大多數在農村的，畢了業以后只能上中專這樣的學生。

　　如何解決中國兒童貧窮問題

　　我們做了幾個項目，我們認為如果要實現一要教育，二要營養，兩方面結合效果才好，這方面最有名的一個實驗是在牙買加做的，分為四組，一組是什么都給，另外一組是給予營養的干預，第三組給予家訪早期養育的干預，第四組是兩個都有的的干預。最后的結果是兩個都有的這組異常的數量比對照組低50%，明顯好轉，而當時做家訪養育那個效果都不明顯，和什么都沒有的差很多。

　　光教，他的營養不夠，微量元素不夠，大腦發育不好，沒有物質基礎。光喂，你不教他，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夠互相影響，這也沒用，所以他們的調查應該說是他們這個實驗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基金會在這個過程中也注意到了國外的做法，我在80年代的時候，協助王岐山同志負責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的工作，那么我們當時就知道說要做試驗，摸著石頭過河，要取得對風險的評估，對效果的評估。但是現在看，這種大規模的試驗不可能做很嚴格的像對照組這些，而當實行像社會政策的時候我們有條件做到對照實驗的辦法，所以我們借鑒了國外的經驗采取了對照試驗，同時我們提供政策建議的時候，比如剛才說我們是有實證和基礎的。

　　我們大概現在在做著九個項目，其實比這九個還多，里面有一些細的，一個方面是教育，一個方面是營養，兩個是配合的，我們希望在教育方面能夠達到農村學前教育普及到90%，現在能達到75%，而最需要的在村里的只有25%。最窮的人受不到學前教育，五歲相當于城市的三歲，那是很極端的，語言認知方面不到城市兒童發展水平的一半是很多的。而早期養育的覆蓋率我們希望達到50%，在城里面現在有很多親子班，有小孩會花上八千一萬一年，讓他們上這個親子班，在農村沒有這個條件，那么怎么辦？我們開始做媽媽學校，為了鼓勵這些媽媽到鄉鎮上課給他們30塊錢，還是有效果的。

　　第二個就是現在在做的“慧育中國”的項目，屬于早期養育，我們通過招聘家訪員，通過牙買加家訪的方式，使項目創始人來教，牙買加大學的教授搞實踐過來直接上課，在江蘇華池縣做這個試點，56個村有家訪，有營養包，53個村有營養包，沒有家訪，現在看這個結果還是很明顯的。

　　這個圖片里頭，一個就是家訪員，一個是家長，家訪員在教家長，孩子到一定的周大應該會什么，都有一個教程，希望在他的語言認知各方面有個協調發展。這很受家長歡迎。

　　這是一個對照，56對55，對照的結果首先是家庭環境，這里沒有家訪的應該看到他們也都在進步。但是還是有家訪的去的這些家庭他們的家長參與，環境變化，學習材料都好于對照組。

　　這是剛才說的Denver II的篩查結果，有家訪的有關因素，現在已經達到66.41，而對照組現在是57.10，這邊只是33，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到一年一個很好的結果。

　　這個成本如果把所有的教材全部都算上，一個孩子成本是一年三千塊錢，也是相當高的，在農村做這樣的發育，但是能夠使不正常的比率降低七個百分點，這個應該說是很重要的成績。

　　這是干預，它同時對營養也產生了很好的作用，對貧血率產生了影響，兩個都下降，但是對于干預組來講，越有知識，對孩子喂養越上心，對貧血率明顯在下降。

　　我們第三個實驗是鄉村幼兒園，我們在村里面就用原來的教室，聘請早教志愿者來教，現在我們建了1100所在12個縣，現在地方政府在加快這方面的普及，銅仁他們減少縣政經費支出10%，擴大到2005所，現在中央政府也給了錢在幫助。新疆阿拉泰，由于我們辦鄉村幼兒園，哈撒克族的兒童，從小就學會雙語，他們可以說哈語，也可以說漢語，小孩回家還可以給爺爺奶奶做翻譯。

　　阿拉泰地區現在在普及，他們起了一個很好的名，叫雛鷹計劃，而且他們有一個要求，就是一個也不能少，所以我看了統計表非常明確，多少流出去外出打工，多少流入的都在冊，每個孩子都必須接受學前三年的教育，未來這些兒童在下一步升入小學和上中學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現在哈族的兒童他們家長都要求學生上課的時候要用漢語，有民族課，但是那是講語言和民族文化，講語文算術要求用漢語，有學前的基礎對于這些兒童現在上小學的準備情況就好多了。

　　下面是松桃做的幼兒心理測評，三組，一個是鄉村幼兒園，中間這組是縣城幼兒園的，第三組是散居的，就是沒有上過幼兒園的。散居的兒童和縣城幼兒園比語言上也就是縣城幼兒園一半都不到，因為他一天家長跟他說沒有幾句話，這個詞匯量也不夠，語言的能力不足，是現在很多農村兒童在面試中處于不利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鄉村幼兒園出來的和縣城幼兒園還有差距，這是正常的，因為縣城幼兒園的孩子不光在幼兒園上課還在家庭里還有很多練習，但是大幅度縮小了，它是4.97，縣城是5.55，在動作方面，在認知方面都是這樣的，社會性方面是很明顯的，社會性對于他終身都是有很大影響。研究說明，認知方面還可以彌補，但是在社會性方面后來很難改變，性格決定了你在后面的學習工作各方面所處的地位和狀況。認知方面他們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城里人的孩子見識多，農村的孩子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們比沒有的強很多。這個成分是1500塊。

　　我們還做了一個小學信息化，通過信息化方式，老師水平不高，教育質量趕不上，那么用縣城鄉鎮中心的老師用視頻轉到這邊同時上課，他們小學生也可以提問，回答問題，那邊老師看得見，等于是個大課堂不用去那邊住宿了。信息化教學可以看出老師的水平，可以看到實驗校、對照校之間的差距。這個試驗剛剛開展，現在解決了技術方面的問題，在下學期打算能看到結果。還有一個贏未來計劃，主要是幫助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讓他們能夠變成健康陽光，積極向上的新型技能人才。

　　在營養方面提出兩個目標，把貧困地區兒童貧血率降到15%以下，生長遲緩率降到9%以下，在這方面我們有四個階段，孕婦營養線，6-24個月兒童的營養包，幼兒園的營養改善，和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國家營養改善計劃。這是營養片的實驗結果。

　　第二個是營養包，我們試驗的結果提供給衛生部，這是疾控中心研制的，他們完成了營養包的科學試驗，我們幫助他們做了社會試驗，效果很好，現在普及在341個縣受益兒童211萬，國家每年專項資金到5億元，最關鍵營養包里有兒童大腦發育必須的微量元素，礦物質微量元素，所以維生素A、D、鐵、鋅等等，即使城市兒童光靠母乳也有不夠的，也需要補充。

　　我們可以看出，在最早開展這個項目是2009年在樂都，這么多年里頭他們的生長遲緩率都在不斷下降。

　　我們剛剛替衛計委做了試驗然后跟蹤，我們是做了試驗，然后跟蹤，他們委托做評估看能不能推廣，得出的結論是在低收入族里面營養包的作用非常明顯，貧血率會下降5%，對高收入群體影響同樣高，但是做的不是太明顯。那么在所有接受營養包干預的兒童中，11%是來自低保家庭，40%是來自于留守兒童，所以這對于低收入族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

　　山村幼兒園我們現在和公司合作在做一個營養片的項目，也是在他們能夠吃飯的情況下補充微量元素，現在貴州他們在全省已經讓設在學校的幼兒園和學校的學生一起享受營養餐，給補助三塊錢，這是一個很好的營養措施，我們在這之上再給增加一點。

　　剛才說到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是和我們2006年的調查，2007年的試驗連在一起的，我們當時的對照組，500個學生，給他們發放了衣服和書包，而這個試驗組給他們補助從三塊五到五塊不同的標準。最后的結果是試驗組的身高、體能，實際成績的進步都好于對照學校。

　　我們發回的報告，現在國家在組織實施，今年是2015年，我們為了更好地檢測，因為它在貧困地區，山高路遠，人去看不方便，我們建立起陽光校餐數據平臺，用手機APP連接，然后大數據進行分析，效果很好。

　　這是分析的結果，現在大概是四塊錢，還有三分之一的學校基本達標。另外飲食習慣上也有一些問題，鈣攝入不足，鈉舍入嚴重高，鈣影響身高，鹽吃多了將來得心臟病就不好了。

　　這是數據平臺分析的結果，各個省看，后面排名的這幾個差別就比較大，其中內蒙、新疆、西藏因為有特殊政策所以不論，但是甘肅評分就很低，只有63%，排名是很低的。

　　我們大概總結就是說兒童政策我們要了解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全過程，以營養和教育為重點，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展的，地方政府同樣有所有權，充分利用大數據信息化手段，做的試驗中都是企業、社會各界支持，所有的經費都是由大公司和基金會，還有一部分個人捐贈的。我們提出了相關的建議，總書記對建議有批示，2013年制定了政策。

　　我們現在還不能像外國的，他們的配比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搞的，牙買加也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以它的數據能夠追溯到三十歲、四十歲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收入等等，我們2006年開始，這方面還沒有這樣的數據，但是橫向的比較可以給政府一個有效的參考，就是它可以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可以改善他們受教育的情況，降低他們異常的水平。所以說是很重要的。

　　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實現社會公平需要綜合性的措施，包括多維的扶貧脫貧政策，在城市化過程中縮小城鄉差距，建立長效機制反腐，完善社會福利體系。

　　而且我們認為兒童發展問題尤其需要重視，兒童發展的城鄉差距明顯，貧困地區孩子從兒童時期就已經落后，有違機會公平。重點是從兒童階段開始投資人力資本，對兒童的營養和教育進行全程全面干預，干預越早，成效越顯著。我們主張從孕期一直到就業對貧困地區的兒童，我們要全程地持續地關心，重點地干預，給他們創造縮小和城市兒童的差距的機會，這樣才會有利于社會公平。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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