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 一位92派學者的選擇

　　“人的選擇很重要！選擇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 1992年下海經商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如今，我選擇在學術生涯里找到快樂。”

　　文 | 本刊訪談主筆 馬力

　　6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內座無虛席，毛振華在這里做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演講。

　　這場名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盛會的嘉賓名單上，劉偉、吳曉求、李揚、王一鳴、辜勝阻、夏斌、李稻葵、宋國青、張軍、楊瑞龍、劉元春、曹遠征、張燕生、劉尚希、賈康等，這些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們赫然在列。

　　學者們除了討論最亟需破解的“國際經濟波動與國內結構性改革”等宏觀問題；十年宏觀、十年政策、十年理論——中國特色宏觀經濟學框架的構建也成為本次論壇議題的重中之重。

　　毛振華以論壇的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的身份，發表主題演講《改革與發展：中國經濟與政策十年》。“用學院派的觀點來看現實，用中長期的視角來看短期。”他和人民大學的十年宏觀研究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

　　15歲從農村考上武漢大學的毛振華，19歲開始先后在湖北省、海南省政府和國務院研究室做政策研究；仕途看好的他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感召下選擇“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資本市場信用評級機構—中誠信，并成為“92派”企業家的代表人物；15年后，他再度轉身“上岸”，選擇回歸學術，專注于宏觀經濟的研究，一晃又有10年了。

　　那么，實現了“政商學”三個領域選擇和行走的毛振華，會有怎樣的獨特感悟呢？

　　選擇回歸學術

　　北京東四的禮士胡同內，靜靜地佇立著一幢二層小樓，茂盛的爬墻虎布滿了灰色老墻，秋風徐來，光影斑駁，給這兒增添了一絲神秘感。毛振華的辦公室就在小樓西頭，不過，這里更像書齋，彌漫著一種“小樓容我靜，大地任人忙”的味道。筆者和毛教授一場關于“選擇”的對話，也在這“書齋”中開始了。

　　“2007年，公司的資本規模超過剛成立時的一百倍，我已很知足了，覺得我應將商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回歸一直揮之不去的學術夢。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從政、經商和治學，最大的區別就是杠桿效用的差別。從政是拿整個社會的資源做杠桿，因此能夠撬動的資源最多；經商是拿資本做杠桿，次之；治學要靠孜孜不倦的勤奮，基本沒有杠桿。”

　　“對于社會的認識，做更大的商業，就要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但這需要交易，而我的興趣不在此。于是，2006年，我從公司的日常經營退出后，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學術研究上，學者轉型為商人的為數不少，從商人又轉向學術研究的卻相對較少。對我而言，這種選擇經過了很多年的積累，轉了一圈再回學校，30年過去了。”毛振華有感而發。

　　關于宏觀研究這件事，老毛一直自嘲是“經濟學票友”，對經濟學興趣濃厚，鼓掌的，喝彩的，自己也時不時亮一嗓子，摻和一下，樂此不疲。不過，回溯30年前，從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生會的宣傳部長到湖北省統計局從事經濟分析；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參與起草文件又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再到海南建省的籌備和國務院研究室的工作經歷；甚至創辦中誠信后，對債券方面的研究，學術情懷在毛振華的內心中從未泯滅。

　　“2006年，和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合作是一個良好開端。扎實的理論框架，顯著的學院派風格，完整的學術梯隊是經濟研究所的優勢；但缺的是清晰的研究方向和平臺。于是，我提出經濟研究所應把宏觀經濟分析作為長期滾動的研究方向，并創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這一常設的高端學術交流平臺。這些想法得到了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楊瑞龍院長，劉元春副院長，和一級教授胡乃武老所長的大力支持。”

　　研究所依托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研究力量，并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術機構的宏觀研究專家交流切磋，集中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的動態研究，尤其是前沿性的重大經濟問題研究。同時，“宏觀論壇”定期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每季一期，第一、第三季以研究中國經濟熱點為主；第二、四季以發布宏觀經濟形勢預測為主。

　　毛振華還努力做好論壇的宣傳推廣工作，邀請國內外的知名經濟學家參與會議討論，主流媒體采訪報道。論壇影響力不斷擴大，并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到人民大學視察時，曾偶遇宏觀經濟論壇，并與在場的學者們進行對話。宏觀論壇發布的研究成果也成為國務院有關部門經常關注的參考報告。

　　十年間，宏觀論壇已經成為一張名牌。每年論壇上的專家有什么預測和判斷，成為不少人期待的一件事。論壇上，聽眾熱情高漲，項背相望，很多人一場幾個小時下來都能站著聽完。人民大學國發院因此從國家智庫中脫穎而出，包括像劉元春、劉鳳良、陳彥斌等一批中青年教授也伴隨著論壇，成長為國內一流的經濟學家。

　　“從商可以碰運氣，做學者必須要踏踏實實！成功是建立在深厚學術功底之上的，即使通過投機取巧和危言聳聽的言論出了名，最終也會經不起考驗的！”宏觀十年，毛振華也從中受益匪淺。

　　“中國有影響的企業家，我基本上都和他們打過交道，并經常有交流。”作為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會的主要成員，毛振華在“商學”跨界的獨特優勢，為其研究調研，了解社會真實的經濟運行狀況加分不少。

　　在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的大背景下，學者毛振華選擇“中國宏觀周期與債務風險”作為研究課題。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會伴隨著周期和危機，每次危機都是新周期的開始，資源會得到重新配置，萬物生長，經濟會因危機而獲得健康的調整。

　　在2007年，毛振華就開始關注“中國經濟是否出現周期性的頂峰？”在研究國際貿易、人口紅利和城市化等變量后，他和研究團隊提出了“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次高速時期”的觀點。該報告引起了各方的重視，也為之后國家提出的“新常態”在模型、數據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沿著這個思路，他著手研究“中國債務風險問題”。中國債務風險的擴大，本身有其特殊性。從統計數據看，中國債務率為254%，美國為250%；中國企業負債率為170%，美國為70%，這個數字非常大。盡管當前資金寬裕，但資金成本很高，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國整個債務付息債需要支付的利息大約在GDP的17%。這就會導致社會上大量的融資觀望，投機氛圍濃，系統性的違約風險產生。

　　“1929年之后，世界上的經濟危機本質都是債務危機，是債券市場及其衍生工具的危機。我國的國有企業依靠國家信用背書，成為新增貨幣的主要渠道，但這些企業還債壓力很大，普遍用新的債務來償還利息，進一步擴大債務，長此以往會有怎樣的結局？”

　　在他看來，打破長久以來對國有企業有政府信用背書的“剛性兌付”幻覺；喚醒市場風險管理意識，提高市場風險管理能力；發揮信用衍生工具對于金融體系內部信用風險的緩解作用。這是建立正確的危機觀，首當其沖的。

　　毛振華回歸學界十年最驕傲的事，當屬他作為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和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碩士生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人才。“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源于恩師董輔礽對他的深刻影響。

　　傳承恩師精神

　　2015年11月，“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典禮在深圳盛大舉行。經208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經濟院校和國內研究機構負責人、主要經濟和學術媒體負責人以記名投票方式評選。林毅夫研究組（林毅夫、蔡昉、李周）、張軍、樊綱為主要貢獻人的“過渡經濟學理論”獲此殊榮。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被業界稱為“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它是由董輔礽教授命名的經濟科學發展研究基金會設立的。毛振華作為基金會的理事長和牽頭發起人，在他看來，創辦評選是為了傳承張培剛、董輔礽、于光遠等老一代經濟學家的學術精神，并支持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董輔礽是一位聲名卓著、成就斐然的經濟學家。他1945年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畢業后留校任教，解放后被選送蘇聯留學。自1957年留蘇學成回國，他調入中國社科院工作，八十年代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所長，他率先提出了一整套倡導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超前理論。近半個世紀來，董先生長期進行中國經濟改革和政策方針的研究，特別是他關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研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最有影響的成果，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

　　毛振華在《我的導師走時問心無愧》一文中回憶了這樣一段師生情誼：“博士論文，我選擇了一個比較微觀的題目：《資本化企業制度論》，研究中國所有制形態的微觀基礎——企業制度。董老師不贊成我的觀點，而我又很堅持己見，矛盾出在對國有資本在競爭領域地位的看法上。最后，還是導師用寬闊的胸懷理解了一個‘技術層面意識太強’而執拗的學生。”

　　“他為我請了其他幾位著名學者審閱我的論文，并組織了厲以寧、蕭灼基、王夢奎、王積業、伍新木等著名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我的論文通過答辯后，老師握著我的手說：祝賀你，你的觀點大家接受了。眼睛里充滿了高興和慈祥。”

　　“受答辯委員會評論的鼓舞，我聯系商務印書館出版我的論文。在審核同意后，我興奮地請董老師為我作序。他花了很大的篇幅闡述了他與我不一樣的觀點后說：‘當然，這是學術討論，不僅毛振華可以堅持他的看法，我覺得還應該維護他堅持自己主張的權利。正因為這樣，我不僅支持他的論文提交答辯并通過，而且也支持他的論文出版。’這就是我慈父般的嚴師，一個倔強學者，對他與學生的爭執所畫的句號。”

　　董輔礽是幾十年持續對中國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研究為數不多的學者，他站在實踐前沿，支持中國改革的新生事物，研究問題并提出改進的政策措施。他的師魂深深地影響了毛振華和其他董門弟子們，將其學術精神薪火相傳。

　　不僅如此，毛振華傳遞的還有92派的企業家精神。

　　92派企業家

　　92派一詞，源自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是指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成長起來的一批企業家。他們很多人，三十而立之際正在中宣部、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等機構就職，干的主要工作就是論證市場經濟的合理性，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理論基礎。隨后，他們投身實踐，將自己的理論用于創業過程之中。

　　毛振華的身上保留了很濃重的知識分子氣息，這是“92派”企業家的共性。“當初從國家機關下海，也不是奔著錢去的。”毛振華說。中國那時還沒有評級公司，如果可以搞一家像三大評級機構那樣的公司，成為這個市場的風向標，他覺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92年，毛振華的同學們創業方向都已明朗，陳東升在籌建嘉德拍賣行，田源創建了中國國際期貨公司。毛振華對于辦什么樣的公司，只有一個方向性的認識，那就是要做中國以前沒有的行業和市場。在醞釀創業時，他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在美國叫穆迪的公司調整了中國評級，引起了國務院發言人的回應和債券利息的變化。于是，他想，既然信用評級這么有權威，中國未來肯定會需要它。

　　當他去游說相關領導批準中誠信的金融業務許可證時，很多領導還不知道評級是什么。毛振華邀請董輔礽、厲以寧、江平等名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指導中誠信制定了國內首套評級指標體系，參與公司實踐，親自帶課題組研究課題。“中國幾乎所有類型的評級，第一個產品都是我們做的；指標體系也基本上是我們建立的。”

　　當毛振華帶著要做“中國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誠信之后，方才發現，自己的熱情多少有些盲目——他必須面對一個先天不足的市場，相對于美國，中國的債券市場尚未成型，市場需求的不足，制約了公司主營業務的發展。這導致在公司成立的前14年，中誠信的評級業務基本不賺錢，毛振華只能咬牙苦苦堅持。

　　不過，他抓住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波浪潮。公司做了一些公司股份制改制和股票發行上市咨詢業務，陸續做了如三峽工程融資、山東華能上市等項目。

　　喜歡研究宏觀經濟的毛振華還發現了一個秘密：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的中國，正在進入資產增值的時期。投資業務成為他在商場的第二次嘗試。中誠信的第一筆投資是1999年收購北京長安街上的招商國際金融中心——它曾經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爛尾樓，經過包裝處理，中誠信獲利豐厚。

　　這些年以股權的方式參與房地產開發，中誠信沒有失過手。但毛振華說：“搞投資是被迫的，如果做評級有好的市場，我肯定不會去做投資。”終于等來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市場迅速擴容，評級成為一個能夠賺錢的行業。2006年，毛振華選擇去做學術的時候，等于也是宣布中誠信淡化投資業務，而選擇專營主業的戰略。

　　今天，中誠信實現了在國內信用評級市場的全覆蓋，與此同時，還積極探索著金融信息服務業務。在“中國信用評級行業二十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毛振華說：“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資本走出去，使用自己國家認可的評級公司的信用結果已經大勢所趨。”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中誠信的信用評級業務的利潤已向3億元規模邁進。

　　“人的選擇很重要！選擇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對我來說，1992年下海經商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創業20年，我選擇‘跟著走’把握了時代的脈絡；如今，我選擇在學術生涯里找到快樂。”毛振華總結說。

　　2012年10月8日，中誠信創業20年慶典上，毛振華向母校武漢大學捐資5000萬元人民幣，建設人文社會科學大樓。因為在他看來，文史哲等社會科學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濃厚的家國情懷，是我們‘92派’最獨特的標識，是時代造就了我們這批人。”毛振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