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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21日14:12 英大金融

  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宜居通道”——訪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

  在6.5%~8.5%的經濟增速區間,市場驅動經濟結構實現主動調整,證明這個區間也是實現經濟升級目標的“宜居環境”。

  文 | 本刊記者 孔志國

  2012年至今,中國經濟增長雖然較為平穩,但下行壓力客觀存在。特別是2015年下半年開始,經濟增速趨緩伴隨股市與匯市劇烈波動、貨幣多與資金緊并存、政策遲鈍與效應衰減,各界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勢爭議很大。

  怎么看待中國近期的經濟增長表現,經濟增速和經濟增長乃至國家發展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系?帶著這些問題,《英大金融》采訪了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

  企穩基礎從何而來

  《英大金融》:怎么看待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績單,未來中國經濟會如何?

  黃志凌:解讀數據發現,2012~2015年經濟增長運行在6.5%~8.5%的區間已經被統計確認,2011~2020年之間,經濟增長出現無支撐破位下行,滑出6.5%~8.5%運行區間的可能性不大,進入經濟衰退或負增長通道的概率幾乎為零。

  中國經濟與西方經濟的不同之處在于,底部支撐特點十分明顯,進入新世紀以來更是如此。除非發生外部戰爭、內部大規?;蜷L時期社會動亂,中國經濟或許低增長,但很少負增長。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大國經濟結構本身存在一個底部支撐。改革開放30多年來GDP總量變化的歷史軌跡表明,雖然我國經濟季度波動較大,但年度跌破6.5%的概率較小,結構性支撐是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第一產業形成了穩定性支撐。二是中國是國際公認的工業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擁有3大門類、41個大類、700多個小類的工業體系,第二產業穩定性較強。

  另一方面,經濟結構調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不斷調整,分別經歷了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兩次重大產業調整。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水平提升使得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占比開始穩步上升,2013年超過第二產業(1985年超過第一產業),成為目前經濟結構的第一大產業。邁入中高收入臺階的13億人口消費與服務需求將支撐第三產業繼續穩定增長。

  《英大金融》:中國的經濟結構優化了,經濟增長的腳步卻放緩了不少,原因在哪里?

  黃志凌:GDP增量結構變化的重要貢獻因素是工業占比下降,直接拉低經濟增速。2012年,工業對GDP增長貢獻率為40.6%,2015年下降到30.4%,下降10.2個百分點,同期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上升12.3個百分點。至于其他部分,基本穩定,金融業、服務業甚至是正向貢獻。

  但從現在起,經濟增長應該進入一個相對穩定區間。按照目前非工業穩定規律和服務業發展態勢,即使工業零增長,也不會出現經濟總量萎縮,況且工業增速下行接近“死庫容”:工業構成中,行業出現明顯分化走勢。與日常消費相關的行業,如電力熱力及水生產的周期波動較低,持續穩定,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高技術制造業快速發展,企穩基礎逐步夯實,對經濟增長形成積極支撐。

  有效需求撐起“通道”

  《英大金融》:剛才主要談供給,從需求的角度,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跡象或者利好?

  黃志凌:我們的經濟運行持續保持在6.5%~8.5%區間,既是一種理想狀態,也存在可能,供給結構的變化形成了底部支撐,有效需求則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持。

  其一,從國際比較看,危機發源地的美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呈現穩健上行走勢,歐盟和日本經濟增長雖然仍較曲折波動,但筑底跡象日漸明顯,新興經濟體也基本上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全球經濟逐步向好形成有利支撐。

  其二,從國內經濟轉型進展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引領下,提質、增效、升級的“雙中高”經濟轉型方向確立,新舊增長動能不斷加速轉換,新經濟、內需對經濟增長作用不斷增強。

  其三,從行業數據分析來看,真正意義的過剩行業去產能對工業增加值增速的影響不到1個百分點,按照2015年工業占GDP比重的30.4%,去產能10%大致影響GDP增速0.27~0.41個百分點。過剩行業去產能至正常狀態(80%利用率),對GDP的影響不會超過0.5個百分點。如果分三至五年實現去產能目標,或內外需求提前復蘇,則影響更小。

  其四,從金融發展狀況來看,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持續8年,脫離實體的虛擬金融失控和資產泡沫等危機動能大幅衰減,金融結構——尤其是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國民儲蓄向國民投資轉化的途徑與機制更加順暢、有效。

  綜上,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沒有理由過度悲觀。2012年以來,經濟增長已連續多個季度運行在6.5%~8.5%的區間,經濟運行態勢與宏觀經濟政策期待是一致的;在6.5%~8.5%的經濟增速區間,市場驅動經濟結構實現主動調整,證明這個區間也是實現經濟升級目標的“宜居環境”。

  速度需求也是戰略需求

  《英大金融》:為什么把6.5%~8.5%的經濟增速區間視作“宜居環境”?

  黃志凌:對于中國而言,最終躋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在于經濟增長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運行足夠長的時間。

  簡單測算之后不難發現,即使維持人口規模不變,世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16美元)也不變,我們國家按照年均7%增速預計到2023年才能邁進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如果經濟增速低于7%,很難說清楚什么時候可以跨越高收入國家的最低門檻。實際上,跨越最低門檻并不意味著就是高收入國家??紤]到經濟周期波動等因素,晉升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后不被重新降級為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至少應達到20000美元以上,按照前述7%速度、匯率與人口規模不變來測算標準,大約在2031年之后才能實現。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大型經濟體以這樣的時間長度晉級高收入國家,存在外部環境方面的很多不確定性,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則可能出現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英大金融》:換言之,一定的經濟增速,對中國是必須的?

  黃志凌:的確如此。對于中國而言,速度目標是戰略目標,速度需求也是戰略需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是必要的。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20年,通過貿易立國、科技立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等戰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以及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速,相反還在提速,直至進入到高等收入國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韓國亦是如此,甚至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仍然維持了一段時間8%左右的高速增長。相反,拉美、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經濟增長過早地出現“剎車”,導致長時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如巴西在1968~1974年維持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長后,1975年前后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1981~2000年GDP年均增速僅有2.1%,進入新世紀以后伴隨著經濟劇烈波動,經濟運行一直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掙扎。

  從中國經濟現實與長遠戰略來看,經濟長期低速運行并伴隨著大幅波動,絕對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情。從國際經驗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動會破壞市場信心。一旦市場信心被破壞,就會造成悲觀預期,投資、消費趨于保守,失業問題、財政問題、社會問題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間被大大擠壓,形成經濟發展“陷阱”。因此,保持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速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升級、保障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責任編輯:陳楚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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