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鴻祎的前半生：3Q大戰、3721、雅虎中國的幕后故事

　　界面新聞

　　周鴻祎近幾年對外發聲少了，但出書卻頻繁了，去年才出了一本《智能主義》講述他對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思考，今年又出了一本《顛覆者》，講述“老周的前半生”。

　　《顛覆者》是周鴻祎目前唯一一本個人自傳，記錄了他從幼年開始直到360上市的經歷。

　　“我的成長幾乎伴隨了整個中國互聯網的成長，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開始在校園里銷售反病毒卡，再到離職北大方正后創立3721，從與CNNIC的戰斗到成為雅虎中國的總裁，從互聯網第一口水戰到“ 3Q” 大戰，從免費殺毒到360的商業化，一直到360成功在美國上市。”

　　同時，書里也披露了一些大事件背后的故事。周鴻祎說，考慮到很多人的感受，一些細節并沒有在書中展示出來，但能寫出來的一定是真實的。

　　從中可以發現，這不僅是周鴻祎的前半生，也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你能讀到一些有意思的事，為什么國外的互聯網公司在中國總是陷入“死亡魔咒”，為什么周鴻祎曾面臨“跨省追捕”，誰在3Q大戰中起了調節作用，以及李彥宏、馬化騰、張朝陽、王功權又是一種怎樣的個性。

　　遺憾的是，這本書只是寫到360上市，看完有種戛然而止的感覺。不過，周鴻祎在卷首中說，“對于360上市之后的眾多更加精彩離奇的商戰故事，將來會另成一書。相信那時候對于互聯網后來發展過程中的諸多故事，將有更加堅實的定論。”

　　以下是界面在書中整理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周鴻祎怎么追到妻子胡歡？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一下，我正是通過BBS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胡歡的。她當時也在北大方正工作，是一個身材高挑的美女。我從一見面就開始和她搭訕了，當然，生活中的我非常羞澀，不敢明目張膽地去追求。而她對我所有的了解就是：這就是那個名聲在外的周鴻祎，一個一進公司就總是給公司惹麻煩的刺兒頭，不怎么受領導待見。

　　當時北大方正的辦公室是大開間，每個開間100多個人，每個部門也很小。很多的電腦終端都是我設置的，我可以查看他們的靜態IP。所以，我一上網就知道在論壇上說話的那個人是誰。在網絡里，我如魚得水，完全可以敞開了胡說八道，也可以去追求我喜歡的人。在水木清華BBS上，我找到了胡歡的ID，每天都和她天南海北地聊，非常投緣。

　　有意思的是，我知道她是誰，她卻不知道我是誰。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老板正在向她的背后走過去，趕緊打了句話過去：“你老板在你背后呢。”直到這時，她才知道每天在網上和她海聊的那個人竟然就是和她同在屋檐下的同事——我。

　　后來，我終于發出了線下的邀請，邀請她到中關村路口的必勝客去坐一坐。對于當時我們這樣收入的理工男，必勝客還是挺奢侈的一個去處。我們沒有吃東西，就著一杯紅茶天南海北地聊天。對于談戀愛，我并不是很在行，我很少會討好地說一些甜言蜜語去“撩妹”，一般只是講述自己的事兒。那個時候我還是個落魄的小工程師，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00塊，沒單獨的地方住，每天在北大食堂蹭飯吃，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

　　在胡歡面前，我喜歡講自己過去創業的經歷，大談特談自己的夢想、未來自己想做的事，我講到我會怎么用一個軟件或者程序去改變世界，一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樣子。一般女孩看到我這樣的人，會覺得我有點不切實際，或者是個神經病，但是胡歡沒有這樣認為。她一直堅信我說的是真的，并且后來也一直用行動在支持著我。

　　說起來有趣，從必勝客出來以后天色已晚，我們出門各自打車回家。我一伸手打了一輛黃色面的，一塊二一公里。胡歡一伸手打了一輛富康，一塊六一公里。我心想：媽呀，很奢侈。事實證明，胡歡的家庭背景確實比我的好得多。我后來才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而我聽說，我們是在水木清華上成的第一對。

　　根據胡歡的回憶，她和周談戀愛就是周拉著她在電子市場里擠來擠去。每到一個攤位，他就鉆進去問東問西。胡歡擠不進去，就站在外面等。一會兒他就鉆出來，拉著她到旁邊的攤位，再一頭鉆進去。他對胡歡說：“咱們肯定能掙錢，就是攢機子，我都是水平最高的。”

　　離開公司之后，胡歡說她陷入了人生的彷徨。她說，她想著離開公司之后把家建設一下，但是沒有想到，她完全不會生活。她有些無所適從。而周特別忙，他內心渴望把雅虎中國的全部業務做到最好，全心撲在了工作上，時時刻刻都在奔走，好像從家庭生活中徹底消失。她見不到他，說不上一句話。只有最苦惱的時候，他才給她打電話，訴說一下，借機整理一下思路。

　　周離開雅虎以后，他們度過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時間。胡歡說，周從小熱愛音樂，喜歡擺弄音響。小時候家里沒錢，他就去廢品站買元器件自己焊接音響。離開雅虎以后，胡歡說：“他好像奇跡般地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情緒平和，熱愛生活，也開始關心我了。他帶我去看各種高級音響，甚至線材也要千挑萬選。自己組合，自己搭配。不滿意就折價賣給中間商，再選新的。我家的音響逐漸被他調到頂級水平。”

　　周鴻祎的“朋友圈”

　　慢慢地我發現，王功權其實是一個充滿理性，但也特別浪漫感性的人，我從他那里學習到了很多東西。我后來時常對媒體說：“如果沒有王功權，我還是一個野孩子！”對他后來做出的震驚全國的“私奔事件”，我也絲毫不覺得驚訝。

　　李彥宏為了做這個決策和董事會吵翻了。《沸騰十五年》里記錄了這個場景——2001年8月，深圳，病倒在這里的李彥宏正在電話里和散布在新加坡、美國、北京的董事爭吵。徐勇反對李彥宏跳到前臺去做搜索引擎、做競價排名。“我們這樣干，肯定會影響搜索技術的銷售。”董事們支持徐勇：“Robin！我們當時投資你，可不是讓你做競價排名的！”吵了三個小時，李彥宏怒了：“我他媽的不做了，大家也別做了，把公司關閉了拉倒！”李彥宏猛地把手機朝桌上摔去。

　　后來，我有機會第一次在北大資源樓見到了李彥宏。第一次相對而坐，我發現Robin和我的性格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像機關槍一樣，把想說的話一股腦兒地都說了，包括怎么推廣、怎么做插件，毫無保留。但是，對面坐著的Robin很沉靜，一直在聽，也不表態。到了最后，他才緩緩地說：“我覺得3721本質上做的也是搜索，以后肯定會有競爭。”

　　2003年9月和10月，百度以不正當競爭為由，前后兩次將3721告上法庭。我和李彥宏都親自出庭。在法庭上，主審女法官向我發問：“百度指責你刪掉他們的東西，你干了沒有？”李彥宏搶答：“他肯定干了。”我趕緊笑著答：“我干了，但是是他先干的。我干的所有壞事兒，他都干了。”女法官當場被我逗樂了。我和李彥宏當時都沒有今天的名氣，就是兩個公司的糾紛，董事長親自出庭。現在想一想，這一幕，今天甚至今后再也不會出現。那是我和李彥宏見面最頻繁的階段。

　　新浪之后，我見到了搜狐的張朝陽。張朝陽英文名是Charles，我們之前接觸并不多，而這次見面促成了我們的友誼。當年Charles已經在江湖里打拼了五六年，也經歷過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抵御過北大青鳥的惡意并購、和新浪的內容競爭等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經歷的起起落落。經歷過起起落落的江湖風云之后，我能感覺出他的淡然。他說話的風格是低沉平淡的，似乎沒有什么波瀾起伏，但是每一句話都充滿了思考。

　　在CS場地附近的農家院里，我給馬化騰打了一個電話，大概意思是騰訊不能這樣用強制的做法來要挾用戶，希望他們能夠停止強制安裝。馬化騰在電話里語言緩和，他安慰了我，大概意思是說，騰訊不會把360置于死地，但市場是大家的，騰訊的安全也是一定要做的。

　　這個時候，有人想到了王功權。作為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王功權在圈子里有一定的威望。關鍵是，他既是我們的投資人，也和馬化騰認識，是兩個人都尊重的人。騰訊早期由IDG投資，盡管不是王功權直接帶過的案例，但是在最初騰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商業模式時，王功權還和王樹一起連夜開過會，幫助馬化騰探索騰訊的商業模式。可以說，他和馬化騰的淵源跟他和我的淵源一樣深厚。我倆都是王功權幫助過的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在企業家馮侖的勸說之下，“3Q”大戰爆發之后，王功權和馬化騰在香港的一個酒店房間里進行了兩個小時的交談。馬化騰陳述了騰訊與360恩恩怨怨的過程，也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自從創業以來，我和團隊成員幾乎每天都見面，聊工作，幾乎沒有時隔這么久沒有見過面。而姚玨，當時已經兩個星期沒有見過老齊的面了。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姚玨后來對我說：“當時兩個星期沒有見過老齊了，瞬間感覺他頭發長長了，變卷了。我第一次知道，老齊原來是個自來卷！”

　　從與CNNIC的戰斗開始“好斗”

　　在我看來，與CNNIC的爭論不僅僅是因為我作為當事方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整個互聯網行業的規則受到損害。如果CNNIC覺得什么賺錢就可以以所謂官方的名義去插手，那么搜索引擎、OICQ和一切有利可圖的行業，一個莫名其妙的公司都可以

　　官方機構然后沒有任何制約地拿走民營公司的勝利成果，那市場上還有什么規則可言。當時的我充分感受到了一個民營企業在市場中發展的困境。我們和當時的很多小公司一樣，內心恐懼，怕不穩定，怕政策改變，怕一切不可預期的不可抗力突然到來。為了抵御這種不可抗力，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為自己發聲，然后暗自強大起來。

　　外界覺得我好像特別喜歡“打仗”，經常以“打仗”為目的挑起各種紛爭。這其實是個誤解。我不否認我喜歡挺身而出，也崇拜英雄主義。但是，我并不是一個好戰分子。很多時候，我是在險峻的環境中被迫應戰，尤其是當一件事讓我感覺沒有正義和公理的時候，我一定會反擊，而且會反擊到底。

　　周鴻祎的“插件夢魘”

　　Flash插件安裝的方式給了我靈感。如果用戶本來沒有安裝Flash插件，瀏覽了那些需要用Flash軟件才能使用的網站，彈窗就會出來問“Yes”或者“No”，即問你是否想安裝Flash，用戶如果還想繼續瀏覽，就會點擊“Yes”按鈕。就這樣，軟件的安裝就快速地完成了。我認為這個方式很好，讓軟件安裝的過程實現了最簡化。

　　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將軟件壓縮到了100K，然后找網站合作。希望運用“插件”這個技術提高網絡實名的安裝效率。只要用戶訪問了這個網頁，電腦檢查到用戶沒有安裝3721插件，IE就會彈出一個窗口來，用戶點擊“Yes”按鈕就能完成3721的自動安裝。通過這樣的方法，我們的安裝量確實提高了好多倍。這是在殘酷的競爭環境中我靈機一動想到的方法。

　　那是我人生的一大教訓，也成為我日后做產品的一個訓誡。在很長時間之內，這件事情成了我日后竭力想擺脫的一個夢魘。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我更多考慮的是，怎么把競爭對手打下去，而沒有考慮用戶的感受。最糟糕的是，我們當時做插件的方式后來被很多軟件公司學了去，一時間互聯網使用環境烏煙瘴氣，我也不幸背負上了罵名。

　　為什么國外的互聯網公司總是陷入死亡魔咒？

　　雅虎，一個金字招牌，一個節奏不緊不慢的美國公司，要跨過心理上的那道坎兒，接受在中國市場上日夜拼殺的節奏，成為一個重新創業的中國企業，讓所有的員工以創業精神重新工作，不會是一日之功。改造公司文化，讓雅虎中國能夠適應中國市場上的短兵相接和白刃相見成了我們的目標。整合一開始就阻力重重，由于公司新的角色和新的定位已經和原來的大相徑庭，雅虎員工的工作強度與力度也完全變了。雅虎的老員工逐漸感覺到，外企的那一套漸漸吃不開了，很多雅虎中國原來的員工選擇了離開。

　　據說，聽到雅虎要來中國的消息時，張朝陽面臨著選擇，因為“太可怕了，雅虎都來了，還是把搜狐賣了吧”。他們甚至已經通過中間人溝通了2000萬美元的價格。但是最終張朝陽還是放棄了賣公司的這個想法。事實證明，他的決策不錯。這個階段，雅虎采用的是“自己耕耘”的策略，即完全以雅虎美國為主導（與方正合資更多是為了獲取ICP牌照資源），任用中國職業經理人團隊，執行全球統一的戰略和商業模式。那時，雅虎的匯報體系對中國市場的不理解已經初見端倪。

　　總部反對我用獨立的品牌打造中國雅虎的搜索產品。碰撞自此開始露出了端倪，我和我單戀的雅虎，甚至還沒有來一個轟轟烈烈的“蜜月期”呢，就已經開始爭吵起來了。直到這個時候，很傻很天真的我才恍然大悟，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我想在這個平臺上實現自己的理想，真的是想多了。

　　雅虎看中的只是3721的流量和良好的財務數據。在眾多艱難的溝通中，我逐漸領悟到，雅虎這次對3721的投資，充其量算是一次財務投資，而不是一個戰略的豪賭。縱觀雅虎歷史上那么多次巨額的收購，1.2億美元，對于這家充滿榮耀的公司來說，的確不算什么。對于在中國的發展，他們抱著比較保守的態度。

　　我終于體會到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種種水土不服。那種巨大的文化差異讓溝通變得極為艱難。種種不適癥已經開始顯現了，我們之間是一場場“土鱉”與“高帥富”之間的雞同鴨講。

　　在外企里浸潤了一段時間，我終于明白，很多人在跨國公司里工作，首先想的就是明哲保身。人們彬彬有禮地在郵件里踢著皮球，用非常禮貌、文雅的英文相互推諉責任。在年終聚會上，大家做出一堆眼花繚亂的PPT來麻醉自己，整個團隊都像是生活在《皇帝的新裝》里，毫無地氣可言。在外企里，大家只要能夠保住自己的位置，盡量少得罪人，就是一種成功。雅虎的外企基因，決定了它在中國市場這種你死我活的氛圍中前行很艱難。

　　沒有任何一段經歷會是白費的。在雅虎中國的日子，讓喜歡統率三軍的人，其實也成長了很多。這段日子，無關對錯，而是暗合了跨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發展的起起落落。

　　很多跨國互聯網公司初入中國，都經歷了交學費的過程。這些公司都會面臨一個共性的問題，那就是選擇市場，還是選擇血統。當巨頭們紛紛來到這片不熟知的市場，它們往往自視血統高貴，希望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和慣常的手法來統治這個市場，之后通常都會遭遇慘痛的市場檢驗，摔了跟頭之后它們才知道，高貴的血統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它們起初會對中國市場不信任、不放權，到最后才恍然大悟。

　　我覺得盡管我很強勢，也費盡心思地管理著雅虎中國。但是今天看來，依然有一些值得總結的失誤，或者說，一些值得總結的經驗。第一，我對楊致遠的崇拜心理。第二，跨國公司的重重上報制度，是阻礙跨國公司在華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始終沒有理順這層關系。第三，我在雅虎的收獲，就是領悟到了對于公司控制權的把握，尤其在互聯網領域里，大家都是圍剿式發展，因此絕對的話語權至關重要。

　　360上市到回歸都坎坷

　　2006年3月，我重新回歸了互聯網的一線，回到了我自己以及眾多風險投資公司共同投資的這家公司――奇虎。之所以起名為“奇虎”，是因為中國有“騎虎難下”這個成語，我們希望網民上了這個網站就再也難以下去。一些人說，奇虎翻譯成英文即StrangeTiger——周鴻祎這頭“奇怪的老虎”又下山了。

　　在我心中，3721是一個我辛辛苦苦為之奮斗的中文上網夢，是由一個樸素的愿望生發出來的，但是現在它成了我的夢魘，成了定義我人生的概念。2006年下半年，“流氓軟件”的討論在媒體中達到高潮，這其中，對我的討伐當然是少不了的。一睜眼，就是媒體鋪天蓋地的罵聲。我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連著一個星期不敢出去，砸壞了一張桌子和兩扇門，被冤枉的憤怒讓我幾乎要沖過去決斗。但最終，我冷靜了下來，我知道，這個潘多拉的盒子終究是我打開的，我只能自己親手合上它。

　　原定的上市主承銷商對我們的態度忽然有所轉變，他們說：“你看，現在‘3Q’大戰宣布了‘二選一’，目前你們的上市計劃已經有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鑒于這樣的情況，我們建議你們暫停啟動上市，等到事情有了明確的結果再說。”主承銷商已經不來開會了。這個時候，我、老齊還有姚玨，都沒有上市的經驗。我們也都有點蒙了。主承銷商都撤退了，你還能上市嗎？如果不能上市，你是不是就死了？

　　上市敲鐘的那一刻，我和姚玨、王功權等人在一起。那一瞬間，姚玨一下子落淚了，而我也感慨萬千。確實，在這三四個月中，我們經歷了太多太多。很多人驚訝于360完成上市的速度，其實這得益于我們的基礎工作啟動得非常早，在上市批準啟動之后，公司的三年審計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因此，在恰當的時機做恰當的事情、掌握事情的節奏至關重要，這是我們能夠排除一切阻礙的基礎。

　　曾經，某個國家監管部門領導來找我聊天，提到國家對互聯網安全有極大的擔憂和期望，也希望360回歸承擔起構建網絡安全核心技術能力的企業責任，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這是我開始考慮私有化的起始點。

　　但是，當我們給出合理的溢價，整個退市需要的資金已經達到了將近100億美金。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天文數字。正當我們和很多潛在的投資者談判的時候，史無前例的股市熔斷發生了，資本市場哀鴻遍野，投資人的信心遭遇了極大的動搖，合作伙伴內心惶惶。當股價不好的時候，有些參加私有化的財團和我說，能否壓低退市的價格。

　　4月26日，360私有化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通過，進入公示階段。而接下來等待我們的是新一輪的換匯煎熬。由于我們使用的外匯額度過于龐大，可能會給匯率造成一定的波動。因此，外管局要求360私有化財團提供證明，明確換匯資金不涉及資本外逃等違規行為，并要求分批換匯匯出。截至此時，360的退市資金尚未完全交割，留在國內的大量資金需要進行換匯用于美國資本市場的交易。

　　在此期間，我們也和外管局的高層進行了接觸，對方坦率地說：“國家安全當然是很重要的，你們想回來，我們也支持，也理解。但是，國家的匯率穩定和金融安全一樣重要。不能因為你們一家公司，讓整體的匯率有巨大幅度的波動。”最后，我們坐下來一起想辦法，希望最終在遵守國家規定的前提下，既不違反外匯政策，又可以讓錢順利出境購買公司。當然，其中的過程遠比我描述的要煎熬得多。

　　在最終決定回歸之前，我們一直在思考以什么樣的方式回歸最好。我們內部有過很多不同的聲音。曾經，我們希望只把一部分的安全業務拆分回來，還去找很多機構去交談。但是最后我們發現，360幾乎所有的業務都和安全息息相關，做這個分拆實在很難。

　　3Q大戰 周鴻祎被“跨省追捕”

　　早在2008年，我就開始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騰訊來了怎么辦？那個時候，360安全衛士的裝機量已經過億，但是我高興不起來。我早就說過，做互聯網的人，一定會遇到三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生、死、騰訊。騰訊就像一個天花板，你怎么長都要碰上它。它發現你長個兒了，就會自動往下沉，壓縮你的生存空間，再把你壓回小個子。

　　2010年，騰訊已經成長為中國互聯網界一家罕見的“全業務公司”，它的業務涵蓋了即時通信、門戶、游戲、搜索、購物、郵箱，乃至輸入法、瀏覽器、支付工具等大小業務。而且，騰訊在保持著無法被超越的優勢的同時，也是令任何一家互聯網企業提起都無法不心驚膽寒的巨獸――一只攻擊性很強的巨獸。在2010年之前，騰訊喜歡模仿新興互聯網企業產品，然后憑借其強大的用戶黏性將其迅速推廣出去，新公司在這樣的市場進攻之下挨個死去的事件層出不窮。

　　更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就在我每天監測軟件卸載數量，和公司高管商量對策的關口，一天早上，我和平時一樣正準備從家里出發到位于四惠橋邊上的公司上班，手機響了。我一看，是和我多年并肩戰斗的老齊。拿起電話，我聽到了他說：“公司里來了30多個警察，你趕緊逃。”我本能的反應是——事態升級了。

　　原來，隨著“360扣扣保鏢”的裝機量急速上升，有人已經舉報到了公安部，希望將360的反擊定義為“刑事犯罪”，認為360破壞了QQ的軟件和計算機系統。本來是騰訊和360兩家公司之間的商業競爭，現在已經上升到讓公安機關來關注的高度。而且，這些警察來自外地。

　　30多個警察當時出現在北京四惠橋畔的360公司總部，如果我出現，雖然不知道是否會被帶走調查，但我和老齊都本能地知道，在一場大戰即將爆發的生死關頭，無須任何坐實的犯罪指控，只要傳出360公司創始人被警察帶走調查的消息，就算我們沒有任何問題和錯誤，輿論天平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向一邊傾斜，我們可能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了。而一段時間公司沒有核心領導人，就像戰場上沒有了將軍，勢必導致軍心渙散，大軍潰敗。這個時候，容不得絲毫閃失。

　　“你看看你現在能飛哪兒，就趕緊先飛過去。剩下的以后再說。”老齊對我說。在車里，我翻出了自己隨身攜帶的護照，看了看上面所有簽證的有效日期。10月28日我剛剛從香港回到北京，此時我還有香港的有效簽注，因此返回香港是最便捷的選擇。“我有香港的簽證，還有日本和美國的。”“去香港吧！”“嗯！”這一刻，我好像來到了《盜夢空間》的某一個時刻，不知道處在夢境的第幾個層次。“掉頭，直接去機場！”我對司機說。車掉頭后開向了首都機場，我直接飛到了香港。確實如同《盜夢空間》里某一幕的重演，男主人公來不及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就被帶走了。而此時此刻，我最想見到的也是自己的孩子。

　　我住進自己在香港的家，每天只有自己一個人。但是每天我都在和公司的高層以及媒體進行實時電話溝通。我一天吃兩頓飯，一個人去。吃飯之后回到家里，密切觀察媒體的各類報道，也接聽記者和公司高層的電話。一分鐘都不敢休息。我知道，此時此刻，事態肯定會向更加焦灼的方向發展。

　　從“3Q”大戰開始，騰訊開始反思過去的商業模式，逐漸由自建網絡帝國的模式，過渡為通過收購、投資和兼并方式構建以騰訊為核心的產業生態圈這一商業模式。此后，阿里、新浪等眾多中國互聯網公司紛紛宣布實施開放平臺策略，中國互聯網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大踏步地進入開放時代，2011年因而被譽為中國互聯網的“開放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