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leiyi5684@vip.sina.com

　　李鴻章脫離曾國藩獨立組建淮軍，開始是以曾氏湘軍為藍本的，但隨著他身處“華洋雜處”的上海，并且幾乎日日與“洋兵洋將”打交道，對西方船堅炮利近代化武器的認識越來越直觀，也越來越深刻，所以不久，在許多方面就開始更多地學習西方，引進西方武器，甚至用西法操練淮軍。

　　在具體主持“華洋會剿”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決定“師夷之長技”以“自強”。早在1862年4月他抵達上海不久，初次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就讓他眼界大開，嘆為觀止。在給曾國藩的信中，他感嘆自己親眼看到英法軍隊“防衛”上海與太平軍作戰的情形：“洋兵數千，槍炮并發，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他認為，要鎮壓太平軍也“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于是決心“講求洋器”，積極設法盡可能以西式武器武裝淮軍。

　　但當時 “講求洋器”仍是駭人之舉，要大規模引進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甚至一貫講求“變通”“致用”、并不保守的曾國藩由于此時與洋人打交道遠不如李鴻章多，所以對“洋槍火炮”的認識有限，遠不如李直觀、深刻，因此也對李的作法不以為然，去信勸阻，認為帶兵治軍在“人”而不在“器”。由此，也可見李鴻章所遇阻力之強大。對此，李鴻章在復信中，一方面對“師門”表示尊重，承認“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另一方面又表示，“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即浮橋云梯炮臺，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他還以“賊亦徒震于炸炮之名”說明洋槍洋炮的厲害，然后向曾表明心跡：“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對清王朝而言，無論是對內鎮壓農民起義，還是對外反對列強侵略，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都是生死攸關之舉，但卻被認為是“崇信邪教”，清王朝統治者的顢頇愚昧，由此可見一斑。

　　顯然，李鴻章學習西方 “船堅炮利”的態度比曾國藩更為堅決。幾個月后，他在給曾的另一封信中進一步闡明了必須學習西方的根據：“每思外國兵丁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以一萬人為率，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于槍炮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表明開始以俄國、日本為例論述學習西方“長技”的重要，說明他的視野已更開闊，而且他還吁求其師曾國藩以自己的威望倡導學習西方：“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李鴻章此時以西法治淮軍的具體步驟是，以購買外國槍炮為先，雖然經費緊張他卻不惜重金想方設法求購較為先進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將程學啟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來復槍的洋槍隊，到當年9月，淮軍各營就有來復槍一萬余支。到1863年5月，隨著淮軍的急劇擴張，竟有來復槍一萬支以上，并有許多門能發射26磅炮彈的大炮。為了讓官兵盡快學會操作先進武器，他還高薪聘請一些外國軍官到淮軍教習，教演使用洋槍洋炮。除了用西方武器裝備淮軍，他還聘請外國軍官按“西法”操練軍隊，一些口令都按音譯成中文，如“前進”就按英語“forwardmarch”音譯成“發威馬齊”。雖然“發威馬齊”有機械照搬之嫌，但以近代“軍法”操練，其意義實不下于引進洋槍洋炮。

　　引進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就要逐漸導致以近代軍事訓練法練兵，再導致軍制的近代化。淮軍源自湘軍，本來是以湘軍為師，但不久就以洋人掌管的“常勝軍”為師，學習現代軍事操練和戰法，在近代兵器裝備和近代軍事訓練方面迅速超過湘軍。所以近人王�赃\在《湘軍制》中說：“淮軍本仿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更仿夷軍，后之湘軍又更效之。”在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道路上，淮軍引進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練，最終超過湘軍，是中國軍事近代化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步。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