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對 “黑磚窯”事件進行的深刻反思中認為，黑磚窯事件的一個重要教訓，在于“沒有敏銳把握網絡、媒體的輿論動向，及時做出正確的回應。”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句例行官話，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這個事件背后的實質，以及對這個事件需要反思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注意這樣兩個事實：一個是，黑窯、黑廠以及用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的方式奴役工人的現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而且也不僅僅存在于山西，相關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李富林也承認，黑磚窯非法用工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門一直打擊整頓，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的“反彈”現象；另一個是，在一些地區，人口失蹤問題不是個別存在，家人已經開始用集體方式進行尋找行動。據報道，在山西最初營救奴工的消息發布之后，來自全國各地的“尋人啟事”、“尋子求助”、“失蹤人口查找”等信函，雪片一樣的寄往山西各級警方。

　　這就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對于這種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難以容忍、難以等閑視之的奴役勞工、人口失蹤現象，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有關部門為何反應如此遲緩？如此遲鈍？其實，不僅僅在奴工問題上，在其他諸如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野蠻拆遷問題、強制征地等問題上，反應遲緩和遲鈍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一個突出特征。

　　仔細審視這次山西黑磚窯事件，需要汲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有關部門缺乏對信息和輿論應有的敏感、恰當的處理和及時的反應。然而，這還只是現象的表面，在其背后的，實際上是這個社會獨有的信息處理機制，更明確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實際上存在的一種屏蔽信息的機制。

　　在黑磚窯事件引發全國關注之后，當地政府、警方、勞動部門、工會都積極參與了營救行動。但誰都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事件引起全國關注和上級批示之前，這些后來參與營救的部門知不知道這些黑窯、黑廠的存在？種種證據表明，上述機構并不是不知道。那么，問題的關鍵就是，“知道了”和對信息的準確接受和處理是兩回事。一些現象或問題作為事實就在那里存在著，但是否把它當成一個問題，結果卻是不一樣的。就此而言，我們這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屏蔽信息的機制，這種機制具體表現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邏輯；“這是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不危害穩定、不向公眾公開的信息反應邏輯。

　　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邏輯。有關部門之所以對一些問題反應遲緩，一些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原因之一，就是有關這些問題的信息難以及時有效地披露或發布出來。在許多地方，對新聞特別是負面新聞的報道，是明文規定要加以限制的，如凡是報道本地的負面新聞，必須經有關部門批準；報道一些較重大的本地負面新聞，要經主要領導批準。而媒體由于沒有得到批準，就報道負面新聞而受到批評處分的，遠不是個別。在有的地方，有關部門更是異想天開地想對口頭傳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規定干部不許傳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對信息的“封與捂”往往是在種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下進行的，比如，擔心如實報道會引起群眾恐慌、怕被壞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披露上人為地設立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區”。

　　其次是“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信息披露還只是最初步驟，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釋就成為一件重要事情。而多少年來，“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凡是遇到消極現象，一定是“極少數的”、“極個別的”。令人驚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極少數”的網頁居然有三百萬之多，含有 “極個別現象”的網頁也有46000多個。可見這兩個詞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被人們廣泛使用的程度。但這種籠統含糊的結論是披露人自己調查得來的數據，還是進行了數據分析的結果嗎？基本上都不是。因為在他們宣稱某些事情是 “極少數”、“極個別”的時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數據證明。多少算“極少數”，實際上他們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支撐這種說法的，僅僅是一種慣性的表述方式，或者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本能表述方式。

　　在這種現象背后的，是多少年來形成的一種政府行為邏輯。無論是民眾反映的問題，還是媒體披露的問題，只要沒有引起所謂群體性事件，只要沒有對所謂“安定團結”構成威脅，就不當成一個問題

　　“極個別現象”的信息解釋邏輯，實際上起到的是一種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由于是“極個別現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嚴重性被去掉或過濾掉了。比如黑磚窯事件中，我們就既聽到了“只是極少數現象”的說法，也聽到了“這只是打擊漏掉的死角”的說法。而體制的反應遲緩，甚至體制性的麻木與冷漠，正是這種信息解釋的嚴重后果。

　　最后是“不危害穩定、不向公眾公開”的反應邏輯。不久前，中國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副局長熊躍輝在談到環境污染時說，中國環境整治趕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業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業三不怕”是指企業不怕環保部門監察、不怕行政處罰、不怕損害公眾利益。企業之所以 “三不怕”，又是因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馬路不去堵政府的門不去查、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不批示不去查、媒體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體揭露都沒用，還必須像

　　在這種現象背后的，是多少年來形成的一種政府行為邏輯。無論是民眾反映的問題，還是媒體披露的問題，只要沒有引起所謂群體性事件，只要沒有對所謂“安定團結”構成威脅，就不當成一個問題。這樣就給民眾傳達了一個信息：你只要不鬧出響動來，就不要指望問題得到解決。可以說，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與政府的這種反應邏輯是有著密切關系的。

　　山西黑磚窯事件再次告訴我們，暢通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有效的信息反應機制，是處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不破除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信息屏蔽機制，我們就不會形成一種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行有效處理和應對的能力。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