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我覺得我們不要談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人民能把政府收錢和花錢管住，就是最大和最實際的人民民主政治。應該把政府收錢、花錢管住。公民的錢你怎么能隨便收、隨便花？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使各級政府成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形成公開、透明和受人民制約的公共服務型財稅體制，形成效率較高、成本較低的三級政府格局。

　　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三方面，是加快司法改革進程，形成一個公平和正義的司法體制，建成法治國家。目前司法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地方化、商業化。

　　經濟觀察報：某些地方縣委書記的意志就能左右一切。最典型的是因為一篇報道，遼寧省某縣縣委書記就派警察進京抓捕記者。

　　周天勇：這個事件說明我們必須加快司法改革進程，擺脫司法商業化、地方化、行政化。

　　政治體制改革的第四個方面，是發展民間非政府組織，初步形成公民社會，并更大程度上發揮宗教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我們在報告里提出，發揮宗教的作用，第一，個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不矛盾，政治信仰不能宗教化，宗教信仰不能政治化；第二，宗教不得干預政治，這是全世界的規則；第三，宗教自由和依法管理保護宗教。

　　經濟觀察報：你們提出的改革思路與其他改革思路明顯不同，你們的立足點是什么？

　　周天勇：我們主要還是從促進經濟發展和保證二元結構社會安全穩定轉型的角度來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取向，有一個與經濟體制改革模式相搭配的問題。我們認為，在未來30年左右，甚至更長一些的時間中，要使經濟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健康快速成長，中國還是要實行適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與較為分散的經濟體制搭配的模式。

　　經濟觀察報：這種搭配模式的理由何在？

　　周天勇：因為轉型期間社會問題很大，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只有在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格局下才能實現高速發展，才能迅速地使老百姓富起來。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及中國的臺灣和香港等地區在其經濟發展轉型時期，都曾經實行過這樣的搭配體制。

　　我們這樣一個處于二元結構轉型關鍵時期的大國，只有實行較為集中的政治體制，才能解決二元結構轉型時期諸多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才能保證國家平衡發展和加強民族親和力，才能保證國家的經濟運行和發展，不致因為一些小的事件引發大的社會動蕩。另外，政治體制的構建要融于本國和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我們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就是高度集中和統一，不考慮這一點，冒然實行一種與內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體制，容易使社會陷入混亂。

　　重點改革政治體制中阻礙經濟發展的部分

　　經濟觀察報：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上，是將重點放在純粹的政治部分的改革，還是將重點放在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兩種不同的選擇。

　　周天勇：我們認為，在二元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應是采取普選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經濟邁進的模式。我們認為，將精力放在改革政治體制中阻礙經濟發展的方面，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降低政治成本、提高政治管理效率，也可以盡可能地減少尋租的制度設置，從而大大減少腐敗的制度性機會和條件，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如果進行純粹的政治層面上的改革，而不改革政治體制中阻礙經濟發展和充滿了尋租條件的部分，就會使強權的尋租制度與新聞自由之間產生廣泛的沖突，進而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混亂，并且于經濟發展無益。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