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

　　如何評價30年的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觀察報：自從十七大提出“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以后，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最近你主編的《攻堅：十七大后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出版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周天勇：雖然人們關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認為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開始起步的。概括地說，30年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1978年底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開辟了道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展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進展。但是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打斷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由此進入第二階段，即從1989到1997年，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比較沉寂的階段。第三階段：從1997年至今。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入，“十六大”提出“要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去年的十七大則提出“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方面，這一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也都超過以往時期。

　　經濟觀察報：如何總結和評價這30年里的政治體制改革？

　　周天勇：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回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作兩點評價：第一，30年來中國走了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在政治體制方面有了很大進步。

　　經濟觀察報：一種輿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

　　周天勇：推行漸進式政治改革的考慮主要包括：其一，改革的發動者能夠始終保持對改革的領導權；其二，漸進改革的阻力較小，能減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其三，漸進政治改革適應社會結構變遷和政治文化演進的速度，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用學術化的描述來評價這些年的改革，可以這樣說：目前，中國正處于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管制型的社會最終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轉變的轉型期。

　　經濟觀察報：這個轉型期應該還遠沒有結束。

　　周天勇：因此，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就是我對30年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二點評價：首要和最關鍵的是，所謂的建立規范制度，與部門立法和管理相結合，并且行政、執法和司法與收費罰款等利益相結合，嚴重地抑制了社會的創業等活力，使投資創辦企業的熱情與前10年相比大大下降，導致實際失業率上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增長主要靠政府和資本推動等等經濟社會問題。其次，同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廣大干部群眾的期望相比，政治改革的力度還很不夠。改革開放前存在的許多重要問題，如權力集中、官僚主義、機構臃腫和家長制等依然嚴重存在。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權力腐敗問題，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問題。其基本特征仍然是：在權力結構中，過度集權仍是主要傾向，表現為政府對企業的集權，國家對社會的集權等等；在權威結構中，法律權威、制度權威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人治仍占主要地位；在組織結構中，層級和部門化仍是主要表現；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結構中，地方雖然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但仍表現了中央各部門集權的傾向。中國政治體制的這種狀況及其基本特征，與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不相適應，面臨著來自經濟、社會和黨內民主的多重壓力與挑戰。

　　不能以特殊性反對改革

　　經濟觀察報：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周天勇：很多，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特殊性。

　　經濟觀察報：這些特殊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第一，國家太大；第二，我們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第三，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還是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各地差距都太大；第四，我們處于兩個轉型上，一個轉型是結構轉型，從一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再一個是體制轉型，經濟體制也好，政治體制也好，都在轉型。

　　經濟觀察報：這種轉型有特殊性嗎？它們在其他國家也發生過。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