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民營經濟的標桿區域浙江省承壓日重，溫州等“重災區”更被糾纏于資金鏈和擔保鏈“兩鏈”之中，難以自拔。

　　有分析人士指出，主要原因還在自身——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此為影響疊加之患。

　　最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一路穿行杭州、寧波、溫州、紹興、蕭山、建德、奉化諸地，明察暗訪30多家企業及銀行、20多位政府官員。對照記者調查和官方數據可以得知，風險圈已從溫州蔓延至紹興、蕭山等多地，受“兩鏈”波及的企業大幅增加，許多銀行分支機構的真實不良率遠超警戒線。

　　與此同時，“去浙江化”、“去制造業化”和“去實體化”的跡象日趨明顯，浙江的焦慮，從金融已擴散至整體經濟層面。

　　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是中央要求必須守住的底線。政銀企三方協調，或能解一時燃眉之急，但難扭轉根本。互聯網金融的愿景看上去很美，但借此重構浙江經濟，前景難言樂觀。有專家指出，“新金融目前還不可能重構浙江經濟，夯實產業基礎、加速企業轉型才是關鍵。畢竟實體興才能國家興。”

　　面對風險，一直走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前列的浙江，將展現怎樣的改革勇氣和智慧，邁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性一步？

　　狼真的來了？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受資金鏈、擔保鏈“兩鏈”波及的企業大幅增加，“去浙江化”、“去制造業化”和“去實體化”的跡象逐步明顯。

　　清晨的西子湖畔，老人晨練，游人信步，水光瀲滟，山色安然。但一片祥和之下，卻涌動著改革30多年來少有的區域性經濟風險因子。

　　2013年下半年以來，風險圈從溫州蔓延至紹興、蕭山諸地，受資金鏈、擔保鏈“兩鏈”波及的企業大幅增加。

　　有官員透露，房地產企業拖垮了大多數擔保圈。在不久前曾曝出“興潤置業公司崩盤牽扯24億元貸款”的奉化，記者看到房地產一片蕭條，綠城玫瑰園等高檔小區全面停工，大片工地空無一人；杭州蕭山區，近一年內更是大量出險，當地企業家說“90%以上企業存在擔保鏈”。

　　同時，以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浙江經濟，“去浙江化”、“去制造業化”和“去實體化”的空心跡象逐步明顯，規模以上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增速已落至全國25名之后。

　　“某種程度上，中國已出現區域性風險。”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微博]說，3年前的溫州就是當下的浙江，區域性風險底線或難守住。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喊了5年“狼來了”，此次是否成讖？

　　熄火之憂的“火炬企業”

　　數周前，汪金芳參加了杭州蕭山區政府專門為他組織的協調會，10家貸款銀行集聚一堂解決問題，他卻抑制不住對銀行抽貸和起訴表示“太失望”，雙方火藥味十足。

　　“制造業企業非一般的困難，只要能甩掉負債，95%的企業主都寧愿傾家蕩產、洗手不干。”汪金芳經營浙江肯萊特傳動工業有限公司近30年，如今起誓下輩子再不碰實業。

　　汪是當地有名的發明家，研發過南極科考水陸雪地車專用傳動帶，還研發出一種用于石油開采的復合型傳動帶，獲得過上百個國際國內專利，產品節電率高達19.5%。

　　但這一國家火炬計劃企業，已4個月發不出工資，賬上日均流水不過三五萬元，800多萬元的年毛利潤不足以支付每年1500多萬元的貸款利息。

　　“靠著每天幾萬元進賬來堅持買原料維持生產，不然銀行就蜂擁抽貸，徹底死掉。”汪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危機初顯于2012年1月，當時某銀行2800萬元貸款落地，但卻以承兌匯票給出，讓汪自己去黑市上再掏11%的成本貼現，給上千名員工發工資過年。為這2800萬元，汪先后付出高達590多萬元融資成本。

　　2012年3月，沒有一分民間借貸的他，不幸被牽連進蕭山另一知名企業的擔保圈，“我是這家企業的第5圈，承擔4500萬元擔保責任”。

　　就是這個“第5圈”加上擴產困難，讓肯萊特不但再沒得到新增貸款，還被10家銀行陸續抽貸。

　　“偶爾信號不好打不通我手機，各銀行立馬奔走相告，怕我跑路。”他無奈笑言，“幾分鐘后就不約而同地數個電話進來，要求我用辦公室座機回復，祥林嫂般地一家家解釋。”

　　眼下，汪已將總價值近億元的兩處廠房和個人住房全部抵押，但各家銀行又提出訴訟要求查封，他終于有些失控了。前述協調會上，他懇請銀行不要封廠，稱自己會正常運轉并確保員工工資和稅收，“但若年底新技術推廣不開，我就徹底完了。”

　　蕭山區工商聯副主席、化解企業風險辦公室主任朱如江坦言，汪的情況非常典型，相當一部分企業都在飽嘗銀行早期抽貸之痛，“盡管現在抽貸少了，但銀企僵局卻多了”。

　　浙江省高院民二庭庭長章恒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浙江法院系統2013年處理類似的經濟案件逾12萬件，占全國15%左右。

　　“抽血型”融資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2014年以來，浙江民間借貸逐步收斂，但融資成本并未根本改善，部分企業融資反而更難、更貴。

　　杭州衛士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洪鐵鋼表示，企業融資成本分成四塊：一是國有大銀行貸款利率約8%，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利率約10%；二是銀行“以貸拉存”時，企業100萬元貸款通常需到黑市購買50萬～100萬元存款，利息約5%；三是銀行限于信貸額度管控，通常給小微企業開具承兌匯票來替代貸款，而黑市貼現成本通常不低于6%，春節、季末等流動性趨緊時則高達10%以上；四是銀行日趨謹慎后，企業為獲得“人情關系貸款”支出的打點成本，從信貸員、客戶經理、部門經理、風控行長、分管副行長到分支行行長六個層級，往往“一個都不能少”，且越是經濟下滑就越高昂。由此，企業總體融資成本最高可達25%以上，特殊時期則可能超過35%。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度《浙江藍皮書》(下稱《藍皮書》)顯示，浙江民營企業90.54%的資金源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有33.65%的企業因成本過高而得不到融資。

　　央行[微博]副行長劉士余曾公開指出，一個健康經濟體對18%以上的融資成本應是厭惡型的，但居然能有企業應聲承受，說明實體經濟已經扭曲。

　　《藍皮書》顯示，2013年浙江省制造業總產值負增長0.26%，醫藥、計算機等設備制造業，以及機械設備等行業的出口交貨值均為負增長，最高負值達10.16%。飲料食品、紡織服裝、鐵路船舶、航天航空等利潤總額增速為負，最大負值高達413.95%。其中，輕工業80種主要產品中35%減產，機械工業112種主要產品50%減產，趨近于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時期。

　　以上制造業，均為浙江長期以來的重點支持發展產業。

　　2013年9月起，浙江全省出口規模負增長1.5%，工業出口大面積嚴重受挫。全省PPI連續20多個月為負數。此外，31個制造業產業中，有20個存在從業人員負增長，多數行業開工不足。全省企業平均主營業務利潤率僅5%，大量企業增產不增收，規模以上企業的虧損面更是高達17.4%。

　　“行業企業超常規洗牌，核心原因是經濟整體風險已大幅上升。”向松祚指出。

　　后擔保鏈風險時代

　　銀行當下最無奈的，是企業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聞之色變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將房產抵押物虛假過戶給親朋，企業主僅繳納交易稅便可“清清爽爽”。有知情人士說，建德地區2013年“破產”的50多家企業中，有1/3采用此法。

　　進一步操作，是將一些司法上已判決拍賣的房產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賃出去，由于租賃合約受法律保護，從而避免銀行快速處置。此外，逐步將名下資產用以參股外省甚至境外公司，也能造成司法無法執行的效果。 再進一步，一些企業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殼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訂單形式一筆筆匯出貨款，扣除“幫忙費”后剩余“貨款”歸自己賬下。為了假裝現金流匱乏，部分企業主將“貨款”記賬，只待“破產清算”時遵照債權優先原則來償還，讓銀行等機構無法近身。

　　“只有頗具經驗的審核人員才可能看出破綻。”一位股份制銀行杭州分行風控部主管說。

　　溫州市銀監局局長趙秀樂也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一些企業主諳熟此道且謀劃已久，制造出的信息嚴重不對稱，苦了銀行也苦了擔保企業，最終造成原企業逃脫而擔保企業債務纏身，繼而牽連整個擔保圈。

　　浙江省銀監局人士對此表示，眼下企業已呈現出后“兩鏈”風險的階段性特征：風險源頭的企業資金鏈問題已退居其次，次生風險的擔保鏈問題卻后來居上。

　　另一個讓銀行頗為無奈的問題，是房地產貶值導致抵押物、抵債物普遍縮水。

　　據悉，溫州企業貸款約58%采用房地產抵押，杭州等地區比例更高。但溫州近兩年來房價已下跌31.8%，杭州去年以來更是快速下跌33%以上。諸多銀行人士表示，“明顯縮水1/3，銀行大都只能認了。”

　　杭州一家農業企業主透露，銀行當下是在吞食前幾年大規模刺激政策的苦果。當時，客戶經理追著他放貸，使得他原本5000萬元的承貸能力卻融資2億元，多出的1.5億元很自然地投進了如火如荼的樓市。

　　“當時9000多元均價的寫字樓漲到30000多元，即便現在大跌也超出當年的價位。但有價無市讓現金都困在了鋼筋水泥里，賣不出退不掉。”該企業主說，因過度授信而涉足房地產的企業均被“套牢”，自己超負荷運轉的1.5億元貸款也只能用房產以物抵債，“統統不要了，先保命再說”。

　　前述銀行風控人士說，接受以物抵債的客戶經理會被嚴肅處理，因為銀行只能一方面眼看著房價狂跌，一方面還要在接手和轉賣時兩次納稅，且通常走完三次拍賣流程仍可能流拍，時間長成本高，“銀行虧大了。”

　　據悉，杭州的抵押物拍賣市場目前非常低迷，廠房多數流標，商鋪成交量也正走下坡路，處置速度較去年明顯下滑。

　　不良率震蕩波

　　于是，銀行業不良率跌入深淵。

　　《藍皮書》顯示，2013年三季末，浙江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和新增均占全國銀行業的20%，不良率1.76%居全國首位，全省出險企業443家，涉及銀行貸款243.6億元，其中溫州不良率高達3.85%，全省的不良貸款處置壓力空前巨大。

　　但這僅是官方的數據。

　　另據可靠消息，2014年上半年個別市縣的不良貸款累計已超450億元，不良率超4.6%且持續飆升；關注類貸款基本也達到這一規模，成為高危蓄水池，即便加大核銷力度，不良貸款也很可能在年底時暴漲1/3以上。

　　數位不同市縣的銀監局人士均透露，建行不良率最為嚴重，在個別市縣已接近9%，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已過百億元。他們擔心，去年建行幾乎將所有的核銷都傾斜給了溫州，今年浙江“全面開花”，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 前述風控人士也表示，杭州地區不良率均值在4%以上，自己所在銀行除溫州以外的其他地區不良率均值為6.7%，屬中等水平。最嚴重的是城商行，隱性不良率高達15%左右。

　　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調研中他接觸過更危險的高不良率。他表示，全國制造業貸款占全部企業貸款27.5%，余額約20萬億元。作最悲觀估計，20%的制造業貸款將成為壞賬，總額高達4萬億元，全國不良率均值將上升至少5個百分點，接近6%。

　　新金融引導浙江？

　　沉舟側畔千帆過。

　　危機中浙江經濟的最大亮點，莫過于互聯網金融的迅速崛起和壯大。

　　浙江省銀監局一位官員說，浙江已領先發展了第三方支付、網絡理財、網絡銀行等新金融業態，支付寶[微博]在第三方支付市場占據了半壁江山，余額寶[微博]等各種“寶寶”在浙江也有巨大“粉絲團”。此外，銀監會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中浙江占據兩席，阿里牽頭發起的將是一家以網絡為手段和工具，全流程網絡操作、專注于小微的網絡銀行。

　　但新金融能否拯救浙江危機，前景仍不甚明朗。

　　目前，浙江企業仍主要集中在完全競爭的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均處于中低端。在全國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之下，浙江的產能過剩問題尤為嚴重，加之制造業向西部轉移，以及印度、越南等國家在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逐漸凸顯，浙江若不抓緊提升制造業、不成功實現向產業鏈中上游的轉型，各種產能壓縮將讓經濟出現斷檔風險。

　　不僅如此，受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制約，浙江企業正被迫加速外遷，且產業資本日益“去制造業”。尤其是房地產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重點后，民資炒房、民企造樓成為民營經濟巨大的收益來源，“產業空心化”迫使大量資本退出實體領域，進一步束縛了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加重經濟泡沫化風險。

　　“新金融目前還不可能重構浙江經濟，夯實產業基礎、加速企業轉型才是關鍵。”向松祚說，“畢竟實體興才能國家興”。

　　蕭山，新焦點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抱怨歸抱怨，不少銀行還是不得不對一些“僵尸企業”繼續高危放貸。

　　“苦不堪言。”張文遠(化名)開門見山。

　　杭州蕭山區化解企業風險領導小組及辦公室(下稱化解辦)于春節假期后的第二天匆忙成立，之后的日子里，張文遠每天7時準時上班，接待來訪企業訴苦，晚飯則與銀行高管討論如何解決銀行困難。他的職責，是讓政、銀、企三者能盡量坐下來談判。

　　2014年以來，浙江經濟風險的焦點從“溫州”變為“蕭山”，“蕭山企業一半以上陷入擔保圈”的傳言滿城風雨。“90%的企業參與了擔保鏈，出險情況將進一步惡化。”蕭山一位律師透露，僅他接手的出險企業就近10家，涉及上百家擔保企業。在他看來，蕭山危機可能甚于溫州。

　　兩種版本

　　蕭山人歷來會做生意，精明程度不亞于溫州老板，但“蕭山精打鬼”眼下卻因資金鏈斷裂和擔保鏈牽連，步入溫州危機后塵。

　　“一些蕭山老板好大喜功，5000萬元承貸能力卻要兩三億貸款。”某股份制銀行杭州分行信貸管理部主管說。蕭山企業貸款額度動輒上億元，全區兩萬多家企業中，貸款幾十億元的至少數十家，還有幾家企業貸款百億元以上。

　　“我們出險較晚，158家百強企業中也只有8家出險。”張文遠介紹，“百強”是年銷售收入5億～25億元的企業，這8家眼下還牽扯了9家擔保企業，均成為重點關注對象，蕭山大量中小企業出險不到10家，“風險可控”。

　　但是，在蕭山辦廠30多年的浙江肯萊特傳動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汪金芳，卻另有說法。“風險早在2012年就開始暴露。”汪金芳說，自己從2012年被牽涉進擔保鏈，遭遇銀行抽貸后，每年虧損近700萬元，維持經營僅是為了避免銀行抽貸。“蕭山像我這樣的企業很多，顯性和隱性出險的至少幾千家。”

　　另一位制鞋廠企業主也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當地僅3%～5%的企業依靠自有資金運營，95%以上曾存在過度授信，前兩年銀行蜂擁抽貸，相當一部分企業只剩一口氣。

　　前述銀行主管說，今年一季度的情況非常嚴重，該行風控部最近已將約80%的企業納入重點監控。

　　政銀博弈

　　5月9日，蕭山區政府召集轄區內43家銀行簽署《蕭山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同業協定》，要求銀行公開承諾不壓貸、不抽貸，并向上級行爭取優惠政策，對發展前景較好、信用良好但暫時困難的企業主動降息等。協定明確表示，各銀行“有義務嚴格遵守和執行本協定，并接受浙江省銀行業協會蕭山代表處的檢查和社會監督，各銀行簽字后生效”。

　　“蕭山區政府很強勢，化解辦針對出險企業的協調會，最初還和銀行探討方案，如今有時直接敲定，開會要銀行簽字。”前述銀行主管抱怨。但各家銀行蕭山分行的一舉一動只可能由省分行管理，區級層面的政銀博弈時常火藥味十足。

　　張文遠介紹，化解辦領導小組的成員構成，“一個主任14個副主任，全是臨時抽調，兩頭忙，轄區內共28個行政單位，恰好一人分管兩個，主要負責出險企業和銀行間的協調工作”。

　　“我們不是一言堂，企業能否救、如何救，都會召集相關銀行討論。”張文遠說，銀行最初的不理解、不合作態度已“大大緩和”，盡管早前礙于業績考核而普遍抽貸、壓貸，如今卻也“接受了區政府的處理方式”。

　　但前述銀行主管直言，銀行方面還是有不少抱怨。“分行領導現在很少參加協調會，中層領導就是到場點頭賠笑，表示自己無法拍板來婉拒一些過分要求。”某城商行杭州分行風險控制部人士說。

　　而壓力最大的是客戶經理，一邊是政府強壓不能抽貸，一邊是內部的業績考核，如果提出換崗或離職，則會得到“清收完不良資產才能走人”的答復。

　　抱怨歸抱怨，不少銀行還是不得不對一些“僵尸企業”繼續高危險地放貸。汪金芳這樣的企業主則表示，協調出來的不抽貸，能緩一時之急，但迄今沒有長效機制來解決“兩鏈”的根本問題。

　　溫州支招

　　“蕭山應該多向溫州求教。”前述銀行風控人士建議。

　　與溫商多半在外投資并轉移優質產業造成“空心化”不同，蕭山最大的優勢是“實心”，且涉足房地產和民間借貸等高收益、高風險領域的實體企業略少，因而蕭山人一致認為許多出險企業“給口飯就能活”。

　　但要“給口飯”，就要從根本上解決新增貸款的可能性風險。溫州銀監局局長趙秀樂表示，金融風波在溫州已逾三年，深刻反思后發現，從銀行信貸機制缺陷入手來防范過度授信、多頭授信頗為關鍵。溫州2013年7月起實行了主辦行管理制度試點，實施了“小微企業授信銀行不超過3家，大中型企業不超過5家，集團客戶不超過8家”的強制授信約束要求。

　　截至今年3月末，溫州涉及三家及以上銀行授信的企業共2485戶，比年初少138戶，授信戶數占比11.97%，比年初下降0.69%。其中，5家及以上銀行授信的企業比年初減少43戶。

　　前述風控人士建議，蕭山應意識到企業亟須“給口飯”的緊迫性，借鑒溫州做法來增加銀行給予新增貸款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在錯綜復雜的擔保鏈問題上，溫州解法還沒有突破性。

　　當下之法是首先確認擔保企業的法律責任，然后盡量勸誡銀行對出險企業不要起訴，以免因查封而影響清算重組，不但能維持生產經營，還能給予其下游擔保企業更多緩沖時間。

　　對于已經清算出的虧空，政府應協調出險企業、擔保企業和銀行三方共同承擔，各自承諾損失一部分利益求得三全之策。

　　“關鍵在于要避免銀、政、企三者的僵局。”趙秀樂建議，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政府可以在改變土地抵押物性質和抵押物過戶相關稅收優惠上加大力度，盡量讓企業擁有自我調節和轉型的寶貴機會。

　　中小銀行“一地雞毛”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金融風波中，大銀行未能幸免，小銀行一地雞毛。

　　銀行業曾有句“口號”：到浙江開銀行，開一家賺一家。洪流之下，短短幾年中，從城商行到農商行再到農合社，浙江境內的銀行已超100家。

　　但杜俊國(化名)運氣卻不太好。他2012年下半年從某國有大行杭州分行中層領導職位跳槽到某城商行任支行行長，不但一手組建了該行在當地的一家重量級支行，還刷新了該行存貸款規模的最高紀錄。但是因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超出上限，最近他被停職審計，面臨幾十萬元罰款和處分。

　　“早幾年肯定穩賺不賠。”杜俊國說，現在各家銀行不良率明賬基本超過6%，下馬的分支行行長一撥接一撥。

　　在這場金融風波中，大銀行未能幸免，小銀行更是一地雞毛。

　　“倒霉的一年”

　　杜俊國之所以從國有大行跳槽，是看著別人太賺錢，盼著自己的收入至少能翻番。

　　他到任城商行的第一重任，就是兩月內組建一家支行，在銀監會規定時限內招兵買馬、披掛上陣。為此他求遍熟人，好不容易拉出一個“草臺班子”，其中不少人從未從事過信貸業務，“沒關系，臨時培訓下再說”。

　　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團隊在第一年做到5個多億的存款，“剛開張時存款貸款雙雙受贊，不良率也低”。

　　杜俊國認為一切將順風順水，做大做強只是時間問題，但不到半年就風云突變。

　　“跟進的貸款幾乎全部壞賬，國有大行可能還有抵御能力，對我們卻足以致命。”他說，眼見著擔保鏈串聯日益嚴重，各家銀行都亂了陣腳。

　　不到一年，他所在支行的不良率飆至3%，隱性不良率高達15%以上。其他銀行的不良資產也陸續翻番，個別國有銀行的隱性不良率也超過10%。

　　隨即，總行開始逐級問責，從每筆不良貸款的所有簽字責任人工資中扣除風險金。通常，1000萬元不良貸款需扣除約50萬元風險金，分別由客戶經理、部門經理和行領導承擔。行長的扣除比例為18%，即50萬元中的9萬元，客戶經理相對最高。

　　前述風控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客戶經理底薪也只有兩三千元，100萬元優質貸款能獲得2000元獎勵，“原本一年5萬～10萬元的常態收入，風險金扣除之后往往就成了負數”。

　　而針對杜俊國的審計才進行了一半，已經從其收入中扣除了30多萬元風險金。

　　據悉，目前浙江境內各家城商行均接到銀監局扣除2013年風險金的通知，通常都不低于數千萬元。這意味著小銀行半數以上員工將“白忙活”。

　　“這些制度與當下形勢極不匹配。”杜俊國說，從客戶經理到行長目前都已消極怠工。他手下的好幾個客戶經理，兩年工資已經扣完，但若想離職，必須交齊剩余的數十萬元風險金，或在檔案里記下永久一筆。

　　“金融機構非常看重從業記錄。”前述風控人士說，浙江的小銀行有80%以上的客戶經理都試圖離職，但對于剛工作一兩年的年輕人來說，如此處分確實過重。

　　小銀行處處“受傷”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杭州的各家銀行從2009年至今，除光大銀行外幾乎全部更換過分行行長，支行行長更不待說。

　　杜俊國擔心，身邊多位支行行長都被開除，某城商行也因一筆大額不良貸款，一年內更換了6個支行行長。

　　但問題遠不止貸款。

　　由于在信譽、品牌方面的劣勢，以及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導致貸款需求遠勝于存款，小銀行“吸存”非常困難。

　　眼下的解決之道，一方面是總行將一些地區存款多、貸款少的信貸額度加以調配，以適宜存貸比監管要求，一方面則依靠“以貸拉存”來造血。

　　其次，是風控能力低下。

　　前述風控人士說，由于業績考核嚴苛，小銀行必須“壘大戶”、拼命放貸。但銀企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讓它們飽嘗苦果。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表示，浙江民營企業普遍缺乏規范管理，“看上去美麗一團，但是為了融資，企業交給十家銀行的財務報表可能會是全然不同的十種模樣。”

　　此外，信息系統和科技平臺的大量設備投入也讓小銀行備受壓力，如果規模和利潤不能上到一定臺階，養活員工都很困難。加之小銀行大多由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社等機構股改而來，其運營模式和能力短期未有改善，運營壓力巨大。

　　“當然，最重要還是人員素質。”杜俊國表示，“雜牌軍”是大問題。通常籌建支行所需的三四十人團隊，行長來自國有銀行，副行長來自招商、民生、浦發等股份制銀行，部門經理通常是從中小銀行挖來的骨干，其余則是在其他銀行干不下去的員工，或是毫無經驗的大學畢業生。

　　大銀行難獨善其身

　　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表示，大銀行也未能在風浪中獨善其身。原因在于，沖業績、過考核適用于任何銀行和任何時期。而大型銀行的指標考核更為繁雜，僅存款余額考核就包含水平指標、季末指標、年末指標等七八種，常規指標體系中30多項細則，任何一項不達標均影響甚大。

　　“壓力非常大。”一位國有大行蕭山分行部門經理說，不良率飆升超出預期，銀行一方面抽貸、押貸和惜貸，一方面貸款總量考核指標卻一成不變。他的月薪已遭腰斬，就連原本頗為鼓勵的學歷深造，也已取消了資金獎勵。

　　更令人擔憂的，是前幾年“壘大戶”的大銀行，風險正透入骨髓。

　　奉化市一位官員透露，前幾年大規模刺激時期，一些大行分支行竟然鼓勵員工和公務員申請信用貸款來集資放貸，以違規操作來規避監管。然而，市場需求畢竟有限，沖業績的直接途徑是放松風險審批，造成個別大銀行不良率逼近風險紅線，在個別市縣甚至高達8%以上。

　　“當然，中國的金融機構肯定是大而不倒。”向松祚認為，中國不會出現銀行機構的破產倒閉，但金融危機的后果必須有人承擔，最終可能轉嫁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