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國經濟報告記者 馬玉榮 吳思
京津冀一體化需要優先解決的是思想認識的一體化、組織一體化和規劃一體化。只有先解決這三方面的一體化,其他方面的一體化才有依據和可操作的平臺
2014年初,習近平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更需要創新思維,破除各自“一畝三分地”的思想障礙,需要從競爭轉向協同合作,以更加開放的視野推動京津冀一體化。京津冀一體化究竟該怎樣破題,本期圓桌論壇約請了六位專家展開討論。
京津冀一體化破冰
中國經濟報告:早在2004年,國家發改委就開始啟動《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的編制,并于2010年上報國務院。京津冀一體化喊了這么年,為什么成效并不顯著?目前體制上的阻力能克服嗎?
李佐軍:京津冀地區的相關規劃已研究或制定了多個,例如國家發改委正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研究編制的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規劃、河北省出臺的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總體規劃、已啟動研究的環渤海地區發展規劃綱要等。
這些規劃還沒產生預期效果,主要是因為:一是以前沒有中央最高領導推進,只是地方層面的自發推動,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二是就京津冀一體化一直沒有設立相應機構和聯席會議制度,缺乏強有力的推進和實施規劃的機構;三是京津冀各個地區的發展基礎和條件不同,如北京和河北周邊農村地區差異比較大,不像長三角、珠三角,周圍小城鎮與大城市在自然條件、發展水平、區位條件上差距較小,這客觀上制約了京津冀一體化發展。
郭春麗:“十二五”前兩年,北京與周邊地區,尤其是與津冀在交通基礎設施、環保等方面合作取得一定進展,但在產業轉移、市場、人才等方面的合作還比較少,一體化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尚未形成梯度發展格局。京津冀有兩極,北京和天津功能互補性不強。主要與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有關:一是受行政區劃的影響,區域內同質化競爭,尚未形成統一的人才流動市場、資本市場、技術交易市場、產權交易市場,加之區域整體資源日益短缺,協調難度大,造成重復建設和資源低效配置;二是北京首位度高,而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水平較低,產業對接困難,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缺乏實質性合作以及同構化競爭,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影響區域融合發展和聯動發展;三是區域尚未形成合理的中小城市網絡體系,缺乏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中小城市作為大城市發展的依托和延伸。
張貴:京津冀一體化搞了近30年,成效不大,最主要的障礙是行政體制,是諸侯經濟、地方利益和保護主義作怪。京津冀區域要想較快較好發展,就應該讓參與區域一體化的這群主體都得到“好處”,實現互利共贏”,而不是犧牲一方去造福另一方。當前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最主要的癥結恰恰在此。其次,京津冀地區城市群結構不合理,沒有形成“金字塔”狀結構,而是“啞鈴型”,即兩個特大城市和一群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群,缺少300-500萬人口的大城市。
“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思維”,一是要有一個好的制度設計,二是有較強的執行力,三是要遵循市場規律。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也提出了三套方案,初級的維持現狀;中級的成立京津冀領導小組,作為高一級別的組織機構協調京津冀三地重大事項和規劃;最高級的就是三地行政合署辦公,成立一個獨立的行政主體。最后一套方案難度最大,涉及層面廣、牽扯利益多,但成效最好,所以不是沒有可能。
趙弘:三個行政區合署辦公未必能夠解決問題,因為在北京這個行政區也無法實現人口、產業向郊區轉移,大行政區合并成一個行政區更不能解決,結果是一樣的。
京津冀一體化進展緩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涉及的主體復雜。這個主體包括兩個直轄市和一個省,在北京直轄市里面涉及軍委、中央部委。如何形成有效的區域協調機制,對于京津冀一體化至關重要。建議成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調委員會,沒有這樣高規格的領導機制、組織機制、協調機制,這個區域的協同發展不好推進。在這個前提下,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推進機制,最好能在國家發改委專門設立一個司,負責推進這個區域的發展。
第二,面臨體制機制制約。之所以會形成“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恰恰在于財稅體制,GDP財稅考核機制不打破,并且衍生到鄉鎮和區縣,合作中的各種阻力和困難難以消除。所以京津冀要創新利益協調機制,把這個區域作為一個財稅體制改革實驗區,比如探索首都財政。
第三,缺乏頂層設計。北京發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頂層設計,衛星城的概念很好,但由于設計滯后,所以不太成功。需要在北京周邊設計若干個與主城相互聯系,規模有所控制,醫療、教育、服務相對完善的衛星城來解決北京目前的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京津冀三地各有哪些問題需要納入一體化戰略規劃加以解決?三地應分別扮演何種角色?如何實現共贏?
李佐軍:京津冀一體化需要在12個方面采取行動:一是思想認識的一體化;二是組織或協調機構的一體化;三是土地、人才等政策的一體化;四是規劃的一體化;五是人口布局的一體化;六是交通、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七是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的一體化;八是產業發展的一體化;九是產品和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十是科技研發和推廣應用的一體化;十一是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十二是品牌的一體化。這十二個方面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其中,需要優先解決的是思想認識的一體化、組織一體化和規劃一體化。
周立群: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河北、天津應服務于北京,從國際經驗看,如果周邊的支撐體系不堅實,北京這個世界城市也撐不住。支撐體系包括鐵路交通、空港、海港,還包括制造業的產業體系、周邊的宜居環境、經濟的發達程度。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北京、天津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差大。
張貴:北京最大的優勢是首都,圍繞這個優勢,附加了諸多的科技、教育、文化資源和社會福利等;天津的優勢是國際港口和先進制造業研發與轉化基地;河北更多的是人口和土地優勢。目前京津冀三地訴求不盡相同。北京 “大城市病”和霧霾等環境問題成為最需急迫解決的難題;天津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借力北京資源發展自己;而河北相對落后,人均GDP不及京津的三分之一,處于追趕地位,重點是如何在京津發展中“分一杯羹”。京津冀三地要實現共贏,一方面要探索借助和共享對方的資源,形成互補融合和錯位發展的戰略。另一方面,要保持合作的可持續性,須構建和創新利益協調的補償共享機制。
張燕:在京津冀一體化大布局中,應繼續發揮好天津對外窗口的優勢,將天津打造成京津冀產品和服務對外的“主戰場”,努力建設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一是應著力發揮海港、空港和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作用,提升航運服務功能,構建現代物流體系;二是要加快南港港區開發,推動東疆保稅港區開展建立自由貿易港區的改革探索,拓展內陸無水港,發展大陸橋運輸,把天津港建設成為面向東北亞、輻射中西亞的國際集裝箱樞紐港和中國北方最大的散貨主干港。三是應著力完善航線網絡,引進優質運力,建設中國北方國際航空物流中心和大型門戶樞紐機場。以產業垂直整合為突破口,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推動京津冀產業一體化。具體而言,北京將成為京津冀研發設計“新高地”,河北將成為京津冀高端制造的“新腹地”,天津將成為京津冀對外開放的“主戰場”,最終形成研發設計—高端制造—產品銷售一條龍的京津冀一體化產業新格局。
首都功能疏解與副中心之爭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理解“首都功能要集中在核心職能上,要把非首都核心職能的產業發展盡可能地壓縮和疏解到周邊”?北京目前面臨的城市病問題能否通過疏解得以解決?
張貴:這句話意味著北京發展定位的重大調整。大城市病讓北京喘不過氣來,特別是近兩年的霧霾,使得北京的調整勢在必行。北京必須以空間換發展,大力疏解四類產業和部門:一是大紅門批發市場、動物園批發市場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鏈上游產業;二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醫院、高校等非市場因素決定的公共部門;三是金融、貿易和部分央企總部;四是中石化[微博]燕山分公司等“三高”企業。同時,天津也面臨梯度性產業的功能疏解,把一些附加值低的產業環節進行關停、重組和轉移。北京面臨的城市病問題能否通過疏解得以解決,關鍵是看疏解推進的速度和質量。而決定這個的是頂層設計和執行力。
郭春麗:從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來看,低端制造、低端商貿類可以轉移出去,生產性服務業、現代制造業可在周邊布局。通過完善服務-制造功能合作鏈條,拓展服務業的服務半徑,加強面向首都經濟圈的金融服務、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商務服務和現代物流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探索園區共建、飛地經濟等產業合作形式,加強工業尤其是制造業領域的跨行政區域合作。
教育文化類也可以遷出首都。在國外好的大學很多都在中小城市,如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等。
趙弘:北京功能過多的背后是經濟功能越來越強大。雖然北京提出了“服務經濟、總部經濟、知識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戰略,但是現有的體制機制使得區縣和鄉鎮在經濟發展中的規模和質量、速度與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面前往往選擇前者,發展了很多與首都功能不相適應的產業。近10年來,外來人口在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建筑業、制造這些傳統產業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比如批發零售業增加值年均增長達17.7%,超過了GDP增速和第三產業增速,這說明北京第三產業很大一部分是靠批發零售業帶動的。2012年的數據顯示,北京市批發零售從業人員為124.6萬,占全市總就業人口的11.6%,100個人里有11.6個在搞批發零售,這個城市就變成批發零售城市了。
北京的城市病可以歸結為三個原因。一是經濟發展引致人口過快增長,人口增長背后是發展經濟的壓力,這表明很難再依靠原來的戶籍政策和行政手段解決北京人口增長問題。二是城市規劃不合理,單中心格局沒有突破,中心城區功能過多,大容量、網絡化的快速軌道交通體系建設太滯后導致郊區難以發展起來。三是體制機制掣肘,將北京推向不發展沒出路、越發展越沒出路的困境。
治理北京城市病需要跳出北京,跨區域配置首都城市的某些功能,把一些不適合首都定位的產業和功能剔除出去。疏解同時也應把重心外移,建議在中心城區設置限建區,待城市承載力提高之后再進行建設。
中國經濟報告:2004年,韓國啟用“副首都”世宗市,2005年日本同意在近畿地區建立“副首都”,美國、荷蘭、南非、玻利維亞等國家法定首都與行政首都均為不同城市,但并沒有明確“副都”的提法。媒體熱議的保定、通州會成為中國“政治副中心”嗎?
李佐軍:“政治副中心”的概念用其他概念來代替比較好,因為這涉及到政府機構的重新布局,很復雜。拋開這個概念,北京確實有些職能要重新疏解。副中心地點究竟是選在通州、大興等區縣,還是選在河北保定或廊坊等城市?這需要綜合考慮區位條件、交通方便程度、經濟發展基礎、社會接受程度等多方面因素,需要認真進行統籌規劃,只站在地方層面考慮是不夠的。
周立群:現在有些媒體關于“副中心”炒作可信度不高,有一個背景可關注:許多機構,尤其是政府機構集中在北京,社會人士長期存有看法,將其歸結為導致首都擁擠等大城市病的原因之一。中國政府機構體系龐大,與此同時,每一個部委都有延伸機構,都集中在北京,我個人認為,這種格局要改變,需要嚴謹論證,我對此保持謹慎態度。
張貴:北京城市發展模式是一環一環往外的“攤大餅式”,通州是這種城市發展模式的產物,這種規劃是衛星城,現在來看副作用多,衛星城與主城區應有合理距離。從某種程度上說,地理位置恰是通州的劣勢,恰是保定的優勢。前提是北京與保定通勤速度要快,無縫對接。但我不贊同“副中心”的提法,這是舊有觀念的引導,現實中炒作起來的,保定只有樓價在漲,不利于保定承接北京功能。經濟學上習慣稱“經濟次中心”、“功能城市”, 距離北京約30-70公里,使用城際鐵路可以一站到達,可以承接北京的制造、化工、金融、醫療、教育、居住等功能。但在國外和中國歷史發展經驗中,“副中心”幾乎都是失敗的,沒有可借鑒的例子。
趙弘:北京一直沒解決如何從單中心走向多中心的問題,盡管2004年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發展思路,但設立了近20個重點區域,結果多中心等于沒中心。在這個問題上,東京采取了分階段實施副中心的戰略,把城市建成網絡化的多中心格局,避免了全面撒開攤大餅的格局。
現在把一些政府機構搬遷到保定的條件不具備,城際鐵路需要一小時,機構過去了,人沒有過去。其他國家遷都成功的案例不多,韓國在離首爾100多公里處建了一個新的城市,但現在困難很大;俄羅斯據說也在探討,目前也還沒有進展。目前看,河北的涿州、廊坊、燕郊、天津的武清、寶坻等地都可以作為備選。唐山和石家莊不能按照北京衛星城的思路規劃,而必須去建成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形成新的增長極,和北京構成多結點、網絡狀、多中心的城市群格局。
產業轉移誤區
中國經濟報告:河北在承接北京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中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有何對策?
周立群:對于河北與天津是此次產業轉移承接地,有些人認識上有誤區,認為北京有部分產業要轉移到天津、河北。我不這么看,產業轉移與產業功能拓展有四種情況:一是產業平移,如首鋼搬到曹妃甸;二是產業延伸,其主體部分依然在北京、天津,但其配套企業、產業鏈條向周邊拓展;三是功能拓展,北京是比較典型的總部經濟,有些大公司的結算功能、制造業的測算功能等可以外遷;四是北京作為首都,國際影響力在日益提升,協同發展需要周邊的支撐體系。
趙弘:河北的面積是北京的很多倍,但北京可以轉移的資源并不是特別多。事實上北京可以轉移的產業在上世紀80、90年代已經轉移得差不多了,傳統產業還有燕山石化,剩下的就是最近20年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與其去挖存量,不如著眼于增量,北京目前有1800多項技術要輻射到全國,轉移到河北可能會形成一定的規模效益。
河北對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要有重點地推進。對接和疏解不是每個城市每個縣都可以,一定是有重點的,條件具備的先對接。比如廊坊、固安、涿州、北三縣這幾個地方相對比較完善,可以率先規劃這些區域承接北京的功能和產業。現在有些無序競爭,要能夠差異化定位,不要形成內部惡性競爭。
鑒于京津間在科技和金融等現代服務業方面存在一定落差,且優質資源和高端產業轉移及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對較高,河北需在優化投資環境、提升自身承接能力和服務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轉移、延伸北京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實現京津冀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另一方面,在吸引外部資金和項目時,應注重創新內部機制,完善園區軟硬件環境,在服務效率和服務環境方面練內功,以獨有的、具有特色的比較優勢來營造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環境。
張燕:在京津冀一體化中,河北亟需發揮比較優勢,從兩方面著手強化制造業優勢。一方面,圍繞鋼鐵、石化、建材等原材料工業,著力在完善產業鏈條、提高節能減排水平、提升工藝裝備技術水平、優化產業結構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繼續為京津冀產業發展提供原材料支持;另一方面,整合三地產業資源,吸引北京和天津裝備制造企業落戶河北,以汽車制造為基礎,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依托石家莊國家生物產業、保定國家新能源產業、廊坊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大力發展信息、生物、特色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產業。
張貴:具體落實中的困難很多,主要涉及“存量”搬遷還是“增量”新建?這些疏解的功能,在承接地能否承接得住、發展得好?誰為承接而“買單”?
中國經濟報告:京津冀三地產業出現了明顯的斷層,北京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天津以先進制造業為主,而河北則以傳統制造業和農業為主。如何看三地的產業發展政策?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天津和河北是否會出現競爭?應如何協調?如何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張貴:目前三地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本地區制定,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有相抵觸的地方。為協調好該地區政府與市場關系,首先要理順三地政策法規,清理相互抵觸、互不對接、不合理的條文條例及內部通知、決定等,實現對接協作;其次,打破商品市場的地方保護,采用非禁即可的“負面清單”制度,建立全區域的市場準入標準和統一或互認安全管理與監督、檢驗、檢疫標準等;第三,促進資源要素自由對接對流,特別是北京的金融、技術、人才以及天津的各類要素交易平臺要增強其流轉、擴散、服務功能,形成開放統一的資金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和企業產權市場,以推動整個區域的配置效率和整體效益。
趙弘:計劃經濟時代可以靠行政命令讓企業和事業單位搬遷,時至今日則要考慮其可行性、成本和代價。北京在過去的結構調整中曾有過教訓,一大批工業企業在上世紀80年代“退二進三”的調整思路下,把總部和制造企業全部搬到外地或者郊區,機構出去了,但核心人才也沒有了,最終這批搬遷企業以失敗告終。今天同樣如此,如果強行命令一些企業總部、大學、醫院遷過去,其結果只能是一流變成三流。
張燕:當前,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均把汽車產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產業規模逐步擴大,是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是,三地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產業鏈斷裂普遍存在,產業鏈區域間協同不夠。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三地應重新調整汽車產業發展思路,依靠自身擁有的特色優勢資源,將生產要素逐漸聚集在產業鏈優勢環節。
防止城市病演變為區域病
中國經濟報告:京津冀一體化涉及首都落后污染產業轉移,會否將這些產能轉移到別處,造成污染和落后的轉移?如何在一體化過程中避免生態環境破壞?對轉移和被轉移地區分別有何政策待遇?
李佐軍:不贊成污染的空間轉移。如果將北京的污染企業轉移到河北,這種空間轉移并未解決問題。應該制定統一的環保標準、生態建設標準,否則達不到污染聯防聯控的目的。政府主要任務是盡快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由企業根據這些制度安排,綜合考慮自己的成本轉移和效益,自主選擇。河北在土地、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有一定優勢,可利用這些優勢,吸引企業和投資者前來發展。
張貴:在現實中,北京、天津向河北首先轉移的是服裝加工、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印刷包裝、冶金、機械制造、小化工等傳統制造業,這些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產業,河北省成了“污染避難所”。而且,這種轉移主要集中在唐山、廊坊、保定、滄州和秦皇島等京津周邊地區和有特殊地理優勢或特殊資源的地區。
這是產業轉移的規律所決定的,但并不是說河北省就得被動接受這些“三高一低”企業,河北需要有所作為,改變這種不利現狀。一是由被動承接轉變為主動對接,以技術“進鏈”、企業“進群”、產業“進帶”、園區“進圈”為主線,以“缺鏈補鏈、短鏈拉鏈、弱鏈強鏈、同鏈錯鏈”為思路,明確自己有哪些優勢產業,缺少哪些產業環節,有的放矢地承接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業;二是建立負面清單制度,明確河北省不接受哪些產業,切實落實環保審批一票否決權,嚴格實行地方領導離任審計;三是提升自身承接能力,京津的一些新材料、現代醫藥和醫療器械、新一代信息產業不得不轉移到南方,針對這種產業轉移的“梯度差”,河北省應該從技術、人才、產業集群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提升承接能力;四是產業轉入地必須提前做好承接、對接規劃,突出本地區和城市的功能與定位、優勢與特色,避免各個地區各行其是,造成無序發展和生態破壞。
中國經濟報告:有人擔心京津冀一體化的最終“成果”將只是房價上漲。京津冀一體化利好下是否會催生新一輪房地產投機熱潮?
周立群:京津冀協同發展會帶來這個區域生產要素流動,特別是人口大規模流動。近年來,據初步統計,北京每年人口按百萬量級在增加,天津按50萬—60萬量級增加,周邊城市增加幅度小得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是中國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政策導向。京津冀“富城窮縣”現象比長三角和珠三角突出,北京、天津周邊有20多個貧困縣,房價落差大,例如,北京有1平方米6萬元房價,到周邊城市則是6000元。房地產開發商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是一次商機。
趙弘:現在京津冀熱已經顯現出負效應,先炒股再炒房,這樣無助于解決問題,還會對京津冀發展形成障礙。根據國外衛星城經驗,周邊區域與中心城市合作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城際鐵路快速到達,修建1小時以內的城市圈;二是有價格差,房價、租金等要素價格比中心城區價格低;三是生態環境優越。目前來看京津冀合作形勢很嚴峻,如果再把房價炒起來,一方面會使當地老百姓承受高房價,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對中心城市產業功能轉移的吸引力。這種投機行為對于整個區域的治理也是極其不利的,有可能把城市病轉變為區域病。
張貴:一定要理性看待京津冀一體化,冷靜對待目前頻出的各種規劃和政策。否則,讓這種投機行為推高房價,反而使得實體經濟得不到發展,增加了一體化的成本,客觀上會抑制一體化進程。
突破口與優先序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才能更好地推進京津冀一體化?一體化進程中最亟需突破的是什么?
李佐軍:京津冀一體化需要優先解決的是思想認識的一體化、組織一體化和規劃一體化。只有解決了思想認識問題,各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京津冀一體化才能順利向前推進。由于一體化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故需要有比三省市更高層面的機構,才能協調其矛盾和問題。規劃藍圖具有先導性,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京津冀地區總體規劃;另一方面,要對現有三省市總體規劃、建設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產業規劃、環保規劃等進行修改、完善和銜接。只有先解決這三方面的一體化,其他方面的一體化才有依據和可操作的平臺。
趙弘:政府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上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無所作為。要做到“兩個突破”、“一個進展”:組織結構和領導機制有重大突破,利益共享協調機制有重大突破,在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布局建設上有實質性進展。這樣,才能為京津冀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接下來就是有步驟地打持久戰。
當前最重要的是加快與周邊城市城際鐵路的建設。比如在北京,近10年新增外來人口中朝陽區占20.5%,海淀區占15.5%,豐臺區占11.3%,大興區占11.1%,通州區占11.4%,但延慶吸引的外來人口只占0.4%,平谷占0.7%,密云占0.9%。因為平谷、密云、懷柔、延慶不通地鐵和城鐵,因此人口集聚很困難,產業集聚更困難。同理,要加快京津冀一體化進程,就需要加快北京到周邊的城際鐵路建設。
郭春麗:推動重大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以城際快速交通、軌道交通體系建設等為重點,推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減少城市之間的通勤運輸成本。以推進城際信息網絡、信息中心和互聯網交換中心建設等為重點,加大信息服務設施共建,降低城市之間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以物流合作通道和信息平臺建設等為重點,推動物流基礎設施統籌規劃,提高跨區域物流效率和物流發展能力。
張貴:首先,在政府層面建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行政管理制度。一是成立由國務院主要領導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組,下設組織實施規劃編制、協同推動和監督的常設機構;二是建立常設聯絡員制度,負責聯絡、溝通和協調工作;三是建立專題工作小組,根據領導組聯席會議確定的合作項目,開展專項合作。
其次,探索設立區域產業合作基金。主要用于跨省市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升級、科技研發、創新能力建設、共建園區以及跨省市專項合作等方面,共建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基地,圍繞優勢產業和重點領域開展跨區域項目合作,共建集教育、科技、技術轉移轉化與孵化等功能為一體的產業基地,為合作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同時啟動區域內重大合作項目的前期論證與推進,支持跨區域重大問題的研究。
再次,探索建立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在水資源、生態環境等方面,京津應該對付出代價的河北給予利益補償。利益補償不但包括提供水源保護和生態修復所需的資金,而且還應以產業幫扶、人員培訓、項目合作、服務功能延伸等形式加大反哺力度,進而建立利益共同體。
最后,改革地方財稅等區域利益的分配和補償機制。同時,協調統一三省市的法規政策,在京津冀區域發展總體規劃和產業、科技、環保、教育、人才、交通等重點專項規劃的編制方面,實現發改、國土和城鄉規劃“三規合一”。
中國經濟報告:除了基礎設施、交通一體化外,戶籍、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等方面會不會實現一體化?如何保障其實現?
李佐軍:國內相對薄弱的環保產業正對有效落實污染治理政策形成制約,污染治理政策與產業政策尚未協調推進。應該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加強污染治理的科技支撐。2013年9月17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強調“重點地區要嚴格執行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并提出到2015年底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火電廠環保改造具體任務指標。
張貴:要真正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實現戶籍、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的一體化是必然要求。這些訴求的實現困難很大、所需時間很長。但這是方向,否則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發展。這就要求三方合作,一是擁有優質資源的京津要把這些資源向河北省延伸和輻射;二是河北要改造和提升自身的公共服務水平;三是向市場購買這些公共服務。
郭春麗:探索公共服務一體化,進一步完善首都經濟圈社會保障對接機制,深化養老保險跨區域轉移政策,探索在首都經濟圈內實行醫療互認制度。積極開展養老服務跨區域合作,探索跨區域異地養老新模式。加強跨區域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等領域的聯防聯控。
趙弘:硬條件就是基礎設施,軟條件就是制度。戶籍制度、高考制度、養老制度、醫療制度都在阻礙著區域的一體化。應該大力消除北京和周邊區域間的制度瓶頸,完善一體化公共服務,通過政府資金引導,逐步解決首都功能疏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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