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選擇某類專家進行咨詢的傾向性順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機構專家、半官方智庫專家、高校和民間咨詢機構的專家。”

　　文 本刊記者 明星

　　當智庫在中國舞動起文化產業(yè)的新浪潮，民間智庫站在了時代的制高點上。但是，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距離，讓人們開始反思，民間智庫要用何種運營方式和商業(yè)模式，來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

　　戰(zhàn)略地位有待提升

　　在諸多智庫的選擇中，民間智庫一直站在距離政府視線最遠的地方。

　　不久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TTCSP） 研究成果《全球智庫發(fā)展報告2013》 中文版發(fā)布。在全球重要智庫前100名中，中國有6家入圍，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報告中，將中國智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類。如果援引媒體對四類智庫的境遇論述，那就是“與官方智庫有錢不愁花的情況不同，各省級社科院的院長們經常要為項目審批和如何籌措研究資金發(fā)愁。”

　　更為重要的是，很多民間智庫也面臨著政府信任度不高、缺少資金支持、自身能力不足等困境。從道理上來講，民間智庫應該是推進我國政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重要力量，其研究成果相對更加獨立和公正。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朱旭峰教授曾經主持過一項題為《專家決策咨詢在地方政府中的實踐》的問卷調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在重大決策事項選擇偏好上來看，政府選擇某類專家進行咨詢的傾向性順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機構專家、半官方智庫專家、高校和民間咨詢機構的專家。

　　其次，在面對不同決策類型，政府官員的傾向性存在較大差異，如在遇到時間緊迫的重大決策時，選擇官方政策研究機構的傾向性最大，為85.8%；涉及較多部門，需要多方協(xié)調的重大決策，對官方研究機構和半官方的研究機構選擇的傾向性旗鼓相當，均為40%以上；而在一些技術性、專業(yè)性較強的重大工程和項目決策方面，決策者更傾向于向半官方專家和高校專家進行咨詢；只有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時候，決策者對民間智庫的選擇傾向性達到21%，超過了高校智庫。

　　“近10年來，中國新增了多家智庫，但各智庫仍處于成長階段，且各級黨政軍智庫和社會科學院智庫的行政依賴色彩還頗為濃厚，而民間智庫賴以生存的資金籌措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則較為欠缺。”中國CIERC 民間智庫研究中心主任謝虹敏向媒體表示出她的無奈。

　　建立自己的公信力

　　據媒體統(tǒng)計，目前我國民間智庫真正能夠做到有效盈利的不足5% ，大多數民間智庫或者半民間智庫都處于邊緣地帶。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在不久前的智庫論壇上，闡述了這樣一個競爭理論。他認為，以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信息社會狀態(tài)下，越透明的企業(yè)，在未來的競爭中，將占據越有利的地位。

　　“信息化會使得經濟變得越來越透明，逐漸解決了原有的市場經濟競爭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很多問題。”

　　透明讓企業(yè)變得自律，中國經濟的走向也將越來越透明。未來的經濟競爭將從強制型透明或者強制性公開，慢慢演變?yōu)楦偁幮怨�開或者競爭性透明。

　　過去，人們認為市場經濟在競爭過程中的缺陷是信息的不充分，所以用很多法律來規(guī)定企業(yè)信息必須強制性公開。但是，在互聯(lián)網商業(yè)模式下，“誰保密誰有競爭力”的商業(yè)邏輯，逐漸演變?yōu)椤罢l透明誰更有競爭力”。經濟的信息化使得信息成本邊際遞減，從而在國內形成一個更加自律的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

　　馬云[微博]、雷軍[微博]的創(chuàng)業(yè)奇跡印證了這一理論的正確。那么，這一理論是否也可以成為民間智庫的點金棒？

　　如果單純以傳統(tǒng)的智庫方式來運作，顯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們也發(fā)現(xiàn)，美國目前經營不錯的多家民間智庫，都有非常新穎的課題和盈利模式。

　　美國經濟戰(zhàn)略研究所執(zhí)行所長斯蒂文·奧爾森對中國智庫的工作者建言，中國智庫要做的最關鍵的一件事是，為公眾提供公正、獨立的研究分析和意見的咨詢，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政策方面，幫助公民和社會更好地去理解他們的政策建議。

　　“在政府和民眾組成的天枰中，智庫在中間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調停者、調解者的角色，他不僅要為公民社會和政府機構提供支持，同時還要有一些獨立的視角，給出專業(yè)意見，同時為媒體提供一些政策的解讀。”

　　斯蒂文·奧爾森指出，在美國的新聞媒體上總能聽到智庫的聲音，如果大家討論一項國家政策，既有贊成的聲音，也有反對的聲音，兩者之間會有智庫的評論員來參與，做一些中立的討論。媒體在意見交流中提供一個討論平臺，與智庫共同構建起一個思維的網絡，讓人們對這項國家政策有更全面的認識和判別。

　　重視智庫是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美國知識與權力、“智者”與“治者”結合的一種獨特方式。智庫做的事情如果只是解讀政府的政策，那就沒有意義了。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智庫數量也應該上升，民間智庫和官方智庫應互為補充。決策有時要跳到體制之外來思考，這樣才能有一些比較有創(chuàng)造性的東西，民間智庫可能在這些方面起很多作用。

　　“在中國，智庫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僅要吸引最優(yōu)秀的人才加入到智庫行業(yè)里，還要讓政府以及民眾信任他們，從而更好地推廣他們的工作。”

　　正如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微博]所說的那樣，中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將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面和未來發(fā)展道路上的嚴峻挑戰(zhàn)。中國智庫要真正繁榮成為一個產業(yè)，不僅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視”和智庫本身能“集結智慧之士”，還必須形成有利于智庫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和文化。

　　駐足細分市場

　　不得不承認，在中國還是有一些民間智庫擁有自己的專屬優(yōu)勢，他們活得很滋潤。

　　有媒體報道，“盡管民間智庫生存空間逼仄，處在距離政府決策咨詢最遠的圈層，但是，仍然有一些善于尋找自己的市場定位，找到那個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21%。”零點就是在這個“21%”中搶到市場蛋糕的民間智庫。

　　“地球少了誰都轉，多了你我就得整點動靜！”

　　這是袁岳在其新浪微博上的簽名。就像他所說的那樣，袁岳是一個很能折騰的人。

　　他的名字后面跟著一堆頭銜：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創(chuàng)業(yè)管理服務機構飛馬旅發(fā)起人，知名獨立媒體人，央視策略顧問，飛驢灣首席國際旅行家，零點青年公益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中心理事長，“黑蘋果青年項目”發(fā)起人……

　　他的研究和著述多集中于工商管理領域的品牌管理、系統(tǒng)營銷體系、內部管理轉型、領導力塑造、危機管理、終端管理、營銷研究方法論的探討。

　　1992年，袁岳離開司法部下海，以13萬元的注冊資金創(chuàng)辦零點調查公司。法學碩士袁岳并沒有選擇當律師。在他看來，當律師是一種比較被動的職業(yè)，在代理案件的過程中與各方關系微妙，難以把握。

　　有媒體采訪他，回顧十多年的創(chuàng)業(yè)史，袁岳竟然從不覺得有過任何艱難。多年來，每當他需要幫助的時候，身邊從來不缺少幫助，而且總是遠遠超過他的期望。公司開張第8個月的時候，廈門一個企業(yè)家對他的想法很認可，當時就送他們32.5萬元。第二年，一家洗衣機公司又出錢資助他們在北京、東京、香港發(fā)布有關大陸投資環(huán)境的報告。

　　“只要你做了正確的事情，你就會得到需要的幫助。”

　　每一項調查對他來說，都是趣味無窮的。在他看來，“研究的價值在于盡量減少偏誤，尤其是有害的偏誤和偏差過大的偏誤。”

　　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大大加快，國內政府部門對民意調查也逐步重視起來，“零點”也已經成為民意調查的一個代名詞。公共政策的民調為袁岳和零點贏得了普遍的關注度。

　　不久前，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發(fā)布了一份《2013年中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調查》，調查顯示，“貧富分化”躍升為城市居民最關注問題的第一位。

　　本次調查樣本遍布北京、上海、廣州、長春等全國20個大中型城市，受訪者年齡在18至60歲之間。在3166個受訪者中，有近四成人提及貧富分化問題，20個受調查城市中，北京、武漢、成都、沈陽、杭州、廈門、長沙等7個城市居民表示最關注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

　　袁岳關注中國社會發(fā)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他曾經說過，現(xiàn)在的中國不僅是年輕的中國，也是年輕人支配的中國。

　　“我們的一小步，推動年輕人前進的一大步。”他關注和指導中國年輕人的創(chuàng)業(yè)實踐，增加他們在職場的競爭力和社會生存的競爭力，從而真正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他曾經對媒體說過，“一些大的國際公司選擇我們，就是認為我們更懂中國的國情。我們必須在細分市場里找到自己獨特的優(yōu)勢。”

　　要有“高上全”的理想

　　2013年，仲大軍在國內某媒體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政府不應輕視民間智庫》，稱“國家智庫一統(tǒng)天下，民間智庫勢單力薄，還沒有形成雛形；經濟智庫多如牛毛，政治智庫鳳毛麟角，文化智庫孤掌難鳴。這就是目前中國智庫業(yè)的基本狀況。”

　　“不過，智庫是智慧之庫、思想之庫，它是否有智慧、有思想，不能僅憑牌子大小、資金多寡、官階高低來衡量。”

　　仲大軍是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國內知名的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yè)顧問，每年有幾百萬字的文章見諸國內外報刊雜志。

　　2000年，擔任一家知名媒體編委的仲大軍，從體制內出來創(chuàng)辦了大軍經濟觀察，十多年以來，這個民間智庫關注著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動向，思考最深刻的話題。

　　民間智庫的理想往往很豐滿。但是，如何生存下去？很多人選擇了用咨詢產業(yè)來養(yǎng)研究事業(yè)，這對于資金來源單一的民間智庫來說，是一個普遍的路徑選擇。

　　曹思源是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總裁、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所長。他還是中國第一個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庫的人。1988年，曹思源下海，創(chuàng)建了民間社會科學研究及咨詢機構。1988年以來，先后為深圳、海南、沈陽等地方政府和北京、上海、浙江等法院以及100多家企業(yè)提供有關破產程序、兼并收購、招商引資、企業(yè)重組和股份制改造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咨詢與中介服務。

　　成為“中國的蘭德”是他的夢想，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像蘭德那樣在市場上被政府承認。“我的目標很明確，我的咨詢是為了養(yǎng)我的研究，而不是為了發(fā)財。”

　　作為長城所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王德祿帶著長城所員工致力于推進中國企業(yè)民營化、市場化改革，進行了大量案例研究和咨詢實踐。

　　在長城所成立之時，王德祿就對中國企業(yè)需要什么植入很深的思考。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方向是什么？在精確把握經濟改革發(fā)展走向的前提下，哪些企業(yè)代表了這種發(fā)展方向？如何幫助這些企業(yè)成長？

　　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深深思考，長城所確立了“研究企業(yè)、服務企業(yè)”的宗旨。多年來長城所也一直是以這一宗旨為總則開展咨詢活動。

　　在長城所的研究課題中，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于政府的項目。由于長城所專注于中國企業(yè)生態(tài)的機理研究，北京市發(fā)改委、科委等部門都會找到它做相關的課題，如“中關村發(fā)展定位與戰(zhàn)略研究”、“京滬深三地創(chuàng)新經濟比較研究”、“北京IT產業(yè)發(fā)展模式研究”等。

　　有媒體報道，目前，每年長城所的收入達上千萬元，成為中國為數不多“不差錢”的民間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