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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能否多幾個綠地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20日 19:15  上海國資

  文‖上海國資記者 孫玉敏

  好的機制各種所有制企業都可以用,也應該成為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好東西

  對上海國企而言,綠地最值得借鑒的,可能除了機制還是機制。

  梳理綠地“國有體制、市場機制”形成的全過程,很快就會發現這一事實。

  具體而言,綠地的市場機制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考核激勵體系,二是職工持股會。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撐,形成了綠地發展的核心動力。

  考核激勵始末

  1992年綠地成立之初,從體制內走出的張玉良就決定探索一種全新的機制。一位領導鼓勵他徹底去搞,而且送了他三條“錦囊妙計”:1、新機制;2、企業管理六親不認;3、打破大鍋飯。

  多年過去了,張玉良仍對這番話深有感觸:“所謂新機制,就是所有人員不要受什么上海人、外地人,什么干部、工人的劃分限制,我們當時招聘的時候就全破掉了。至于大鍋飯,當時國有企業都有明確的工資體系標準,什么樣的級別拿什么收入,就是你這個企業到底是局級的,還是處級的,都要勞動局審批,我們也都破除了。”

  1992年8月,綠地制訂了《關于采用基礎、崗位、業績結構工資的分配辦法》,規定“基礎工資和崗位工資、業績工資各占職工總收入的1/3”,“體現以貢獻得報酬的精神”。

  9月又制訂了分公司工效掛鉤辦法:完成年利潤指標的公司收入,按總公司一般人員增資、津貼、獎金發放;未完成基礎利潤指標的,按公司一般人員收入的70%發放。

  張玉良還在企業內部引入競爭機制。據綠地檔案記載,1993年,綠地給27人次的有功人員升職加薪,其中記功5人,表揚19人;降職降薪12人,辭退和調離職工11人。

  最初的這些嘗試,構成了綠地后來考核激勵體系的基礎。核心是唯業績說話。

  今天看來,這些東西并不出奇,但在全民所有制的大鍋飯年代,其蘊含的市場意識卻足以讓企業和職工滿懷向前奔跑的動力。

  唯業績說話

  由于唯業績考核,激勵很自然地變得向一線傾斜。在綠地,事業部總經理的薪水高于副總裁,副總裁的薪水又高于董事長張玉良。

  企業上下左右的關系變得簡單了。一位綠地高管說,“不少國企很容易領導班子不團結,領導之間精力都放在內耗上,造成每一個分管條線下的部門和員工都非常難受,最后壞的還是企業利益。在綠地,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都可以跨部門去辦,領導之間沒有忌諱。”

  這在企業自然形成了你追我趕的氛圍。

  一位事業部總經理新到綠地。第一年業績完成情況不錯,考核分數也偏高;第二年業績又增長了百分之二三十,他預估認為分數應該更高,但考核結果是分數反而下降了。他一直想不通是何原因,直到負責考核的人提醒他:你的業績提升了,但其他人的業績提升得更多,你的相對位置就降低了。

  綠地就是這樣用考核的鞭子,趕著大家不斷向前奔跑,并獲得了每年整體銷售收入遞增百分之四五十的張力。

  職工持股會“芯片”

  如果說考核激勵體系是“鞭子”,職工持股會可算是綠地的動力“芯片”。

  “大型國有企業的激勵不夠,制約也不夠,當年的職工持股會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兩方面的問題。”張玉良說。

  綠地的職工持股會成立于1996年。先后經歷了沒人愿意買,干部帶頭買;設置上限,員工自愿;只有骨干能買這三個階段。其突出特點,是實行“內部有償轉讓”。

  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的18日,綠地有4次內部股權交易。交易前一個星期,職工持股會便將主要的經營數據以書面形式發給各個單位。當天傍晚5點下班之后,交易開始,大家會聚集在總部食堂里,按照集合競價的原則進行股票買賣。

  綠地規定,離開企業的人員,必須在一年內按同期的價格出讓其所有股份,重新進入流通。

  張玉良說:“實行內部交易是因為當時遇到了兩個問題,一是員工走了怎么辦,二是人才進來怎么辦?所以我們搞了一套游戲規則,完全是公開化、透明化的,方法跟股票交易所一模一樣,買進的人和賣出的人當場對價,后來這個制度不斷完善,使綠地更好地實現了市場化。”

  誰決策誰擔責

  激勵考核體系和職工持股會相互作用,又使綠地自然形成了“誰決策誰擔責”的發展機制。

  在大部分國企中,事務的決策權往往隱藏在集體決策之下,一個事情需要交給總裁會議或者董事會討論,再集體決策,有時候還需要送交上級部門審批。在這種方式下,最終承擔責任的是集體。

  這樣的集體負責,往往手續復雜、不易快速決策,還容易出現隨大流現象,出了事情集體負責就意味著沒人負責。

  在綠地,這樣的情況絕不允許發生,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落實到人頭,由一個特定的人負責決策、并承擔責任。以副總裁為例,綠地每一個副總裁都有自己具體負責的領域,在領域內擁有獨立的決策權,張玉良和董事會原則上不加干涉。

  綠地的中層以上員工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管理方式。出現事情后,總會在第一時間根據情況作出決策,只是在事態控制住之后,才會根據其發生程度通報和反映。

  從某種意義而言,權責對等是一種相互逼迫,其結果就會使企業形成持續發展的動力。

  在目前國企改革日漸深入的大背景下,做到上述幾點,顯然不是太難。真正難的,是企業是否有勇氣和動力拿來用。而一旦真正行動,上海再多幾個“綠地”并非全無可能。

  “好的機制各種所有制企業都可以用,也應該成為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好東西。”上汽董事長胡茂元如是評說

  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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