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才能做強

　　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即將稀土元素的提取列入科學規劃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時任副總理的方毅七年八次赴包頭組織稀土資源和稀土推廣應用工作；鄧小平在南巡時更是提出了“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的說法，將稀土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層次。近年來，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張德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對稀土工業發展作出重要批示。

　　國家領導層面對稀土的重視程度不可謂不強，但這種來自最高層的重視并未有效傳導到下面的各環節。對此，多位科學家及業內人士表示，究其根源，在于稀土行業體量太小：在發展了50年之后，稀土的工業總產值剛過200億元。即使在全國稀土的龍頭企業——包鋼集團中，稀土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很有限。2009包鋼稀土股東大會公開資料顯示，當年包鋼稀土實現銷售收入 25.93 億元，而同年包鋼集團的銷售收入為378.71億元，所占比重不足7%！包括中鋁、五礦、中色等央企，無論是其在稀土方面的投入，還是稀土在其集團中所占的比重，都極為有限。“因為太小，所以很多人看不起”。

　　實際上，從產品特性而言，稀土價格具有廣闊的上升空間。“我賣一塊錢你也得用、我賣一百塊錢你照舊得用。”但目前的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合金乃至稀土新材料的價格顯然都偏低。以稀土在等離子電視屏幕中的應用為例，每張屏幕含有數克發光粉，發光粉價格在每公斤3000~5000元，也就意味著每一張售價超過一千元的電視屏幕中，僅有幾塊錢花在稀土方面，作為一種關鍵元素，其價值遠未從價格上得到體現。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供過于求引發的惡性壓價以外，也與我國稀土產品定價僅以原材料的消耗和人力成本為主要依據的簡單模式有關。“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通過控制資源和低端產品出口促使價格上揚，從而刺激國外企業恢復本國稀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嚴純華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進一步解釋稱，國外恢復稀土資源開發至少有三個好處：最直接的，可以有效減輕我國所擔負的沉重責任，以我們36%的資源支撐全球97%以上的需求顯然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另一方面，國外恢復本國資源開發后，就可以為我國的相關產品定價提供參照體系，也可以為我國稀土產業的環保管理提供更為成熟的依據。但他同時指出，環保標準一定要由中央掌握，并使其成為進入稀土行業的門檻。“環保達標的可以繼續生產，否則免談。”

　　當把原來由社會和未來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可再生資源成本、研發成本計入到企業的運營成本后，稀土的價格自然會水漲船高。“嚴把環境關，再加上控制生產總量、提高資源稅，短期內稀土的價格將向其價值逐步靠攏，行業體量得到有效擴大之后，才能贏得各方真正的重視，才能實現做強稀土的夢想。”李衛分析稱。

　　跳出稀土看稀土

　　體量太小，為稀土行業發展帶來了相當多的問題。不但生產經營企業重視不夠，科研企業對其的重視程度與稀土在國際、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程度也嚴重不匹配，進而直接導致了科研企業在稀土深加工領域著力不多。見效快又容易出成績的采礦、分離、冶煉、新材料環節占用了太多企業的主要精力，直接導致上述環節競爭激烈、產能過剩。“以磁性材料生產企業為例，日本主要企業僅有3家，而中國有100多家。”李衛稱。

　　與此同時，中國稀土下游裝備水平不夠，周邊產業發展緩慢，比如自動控制、集成裝備制造，以及相關的檢測、加工、表面處理，包括更廣泛的人才培養、創新、風險資金投入等都跟不上。“這才是稀土行業得不到快速發展的核心問題。”張安文認為。

　　一般來說，原料、分離產品、新材料、器件價值比例約為1：10：100：1000(實際差距可能更大)，也就意味著越到下游，產業附加值越高，但是越到下游，技術門檻也越高。雖然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在稀土應用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目前依然遠遠落后于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

　　“我們的釹鐵硼技術很先進，但就是做不出來好的硬盤驅動器，遑論計算機整機；我們也生產三元尾氣凈化器，但所有的進口車都不用。”張安文表示，由此才導致我們國家長期以低價出口分離產品、新材料，然后再高價購買器件乃至整機。

　　有數據表明，日本將90%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術，而我國稀土主要應用在傳統領域。沒有一兩稀土的日本從我國賺取了大量利潤——先進制造業跟不上，使得我國把稀土帶來的巨大優勢拱手讓人。對此，包括嚴純華、李衛、張安文在內的多位專家痛心疾首。

　　央企肩負重任

　　當不均衡利益格局長期存在、依靠自我完善成為不可能的時候，外部新力量的強勢介入就顯得尤為重要。

　　采訪中，多位浸淫稀土行業多年的專家學者都提到，目前對稀土關注不多的國資委應該認識到，稀土作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應該由央企保持絕對的控制力。但實際上在這一領域，無論是介入時間，還是介入深度，央企的表現都有相當的提升空間。在10月23日舉行的國有經濟論壇上，吉林大學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傳諶就明確表示：“稀土行業發展失控與央企力量薄弱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不應該任由這種局面繼續下去。”

　　“一方面央企可以打破現有并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央企可以利用自身在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加快稀土行業整合進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動稀土應用領域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嚴純華建議道。

　　李衛則表示，要真正調動央企的積極性，就應該適當調整考核機制。“目前考核的主要依據還是營業收入，但是進入局面復雜的稀土行業，有可能影響其短期內的贏利，國資委應予以理解。此外，要調整對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

　　李衛認為，大量原本承擔著研發推廣、應用各種高新技術產業重任的科研院所，如今因為國資委考核機制的原因，已經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深入研究的動力與機會。“不僅科研人員被迫選擇見效快的項目，而且連單位也都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相對回報周期較短的研究方向。”他建議，國資委在考核央企包括企業考核員工時，應該根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方案，對待科研人員要鼓勵創新而不是創收。“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央企真正介入到稀土行業的發展中，并保持在這一行業中的影響力、控制力。”

　　嚴純華提醒說，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因此即便是央企也離不開更高層面的有效監管，以防止陷入追逐短期利益而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的境地。“央企應與其他性質企業合作而非博弈，要各司其職而非包辦全部。”

　　“國資委在做好監管的前提下布局稀土等戰略產業的超前發展，是超越了簡單數字游戲的國資保值增值，對于國家、民族乃至國資委和央企本身，都具有深刻而長遠的意義。”李衛表示。

　　權責相應，加強領導

　　礦山歸屬在國土資源部，出口歸屬在商務部，發改委和工信部、科技部都參與管理，海關、環保部，包括應該發揮作用的國資委……規模雖然不大，但稀土牽涉的管理方卻著實不少。采訪中，記者了解到，主管部門級別不夠，缺乏統一領導，是過去稀土整合雖有政策但無效果的關鍵。

　　對此，李衛建議，要建立一個盡量高級別的領導機構來協調各機構關系。這個機構要權責相應，要在真正了解稀土的同時，敢于為稀土發展負責。加快行業協會的建設力度也是一方面，“對于很多問題，非官方的協會出面要比管理部門方便得多”。

　　在該機構的領導下，相關部委各司其職，切實管理好稀土資源，保證產量在可控范圍之內；以高額資源稅防止企業之間的壓價競爭；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鼓勵企業之間的正當競爭、并購重組；鼓勵央企以市場手段進入深加工領域，帶動行業體量的不斷擴大；國家把征收的資源稅進行二次分配，補貼到暫不贏利的科研、深加工環節，促進市場的規范發展。由此一來，出口配額、走私等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正在為國家編寫“稀土行業發展規劃”的李衛向記者描繪了他心目中的這幅藍圖。“到了那一天，就有利于稀土行業擺脫廚房模式的發展導向。”所謂廚房模式，是指李衛的一個比喻，說中國是世界的廚房，自己費盡心思做好飯，被人家端走吃掉，食客反而回過頭來罵廚子，所謂費力不討好。在我國，不僅稀土，很多行業都存在這一現象。他舉例稱：“比如光伏、風電研究生產，耗能的生產環節都在國內，但是有資格享受成果的卻在國外。”

　　告別廚房模式，并不意味著中國禁止稀土出口。“相反，在理順了稀土行業的各方關系之后，中國應該鼓勵出口，但是必須要改變出口模式。”嚴純華解釋稱，要加大器件、近終端產品的出口，把更多的附加值留在國內的同時，嚴格禁止原材料乃至初級產品的出口。同時，還有專家建議，中國稀土有必要在涉及軍工、民用、軍民兩用等不同范疇設置一定的“防火墻”。

　　惟其如此，稀土行業才能走向成熟；惟其如此，方能實現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要保持稀土可持續發展，不僅滿足本國需要還要照顧世界需要，不僅立足當前，而且要著眼長遠”的良好愿景。

　　記者手記

　　無路可退的稀土

　　稀土行業問題的解決，不僅對稀土行業自身、對于維護國家戰略安全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經濟社會有著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經濟轉型期面臨成長煩惱，絕非稀土行業的專利，不少工業類型幾乎有著同樣的困惑，只不過稀土行業的矛盾更為全面而集中。解決好稀土行業中存在的問題將提供極具借鑒意義的范本；反之，如果不能盡快地把稀土行業從亂局中解救出來，那么按照目前的開采速度，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為稀土貧國——其實按人均計算，中國已經是稀土小國。

　　到那時，我們就會被迫向已經儲存了大量稀土資源的日本、韓國，國內資源豐富卻不曾開采的美國、俄羅斯購買稀土；到那時，我們始終不曾掌握的話語權就會成為他們手中的利器；到那時，鋼鐵行業被鐵礦石壓得喘不過起來的故事就會在稀土行業重演；到那時，黑鎢行業資源消耗殆盡，話語權旁落的前車之鑒也將成為稀土的明天。而基于稀土在軍工、高科技領域的重要意義，這也許還不是最可怕的結果。